vivo员工被捕，中企在印度有多难？
当地时间10月10日，有消息称，印度金融执法机构逮捕了4名相关人员，其中一名为中国智能手机制造商vivo的员工。
vivo公司在回应媒体时表示：“vivo在印度严格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我们正密切关注近期的调查事宜，并将采取所有可行的法律措施进行应对。”
此前，外媒援引两名消息人士指出，四名vivo员工已被捕，但在出庭审理高管的法庭听证会上，律师表示只有一名vivo员工被捕，法律文件中称其为中国公民。其他三名高管的姓名及其隶属关系尚不清楚。
前述消息人士透露，这些高管因与2022年的一起案件有关而被捕。印度执法局当天突击搜查了vivo的办公室，声称要调查其是否从事所谓洗钱活动。而对于所谓的洗钱指控，vivo方面已多次否认。
印度是仅次于中国的全球第二大智能手机市场，也是中国智能手机厂商出海的重要阵地之一。随着中国智能手机快速抢占市场份额，相关中国厂商近年成为印度官方重点限制和制裁的对象。
2014年，vivo、小米等一批中国手机厂商相继进入印度，并响应政策号召在当地建厂。到2019年时，小米、vivo、OPPO、realme在印度合计出货9990万台智能手机，占整体出货量比例的65.5%。
但自2021年12月以来，小米、OPPO、vivo、华为等国产智能手机厂商先后遭遇印度政府不同部门的税务调查，并被指出存在多重税务问题。
去年7月5日，据印度新德里电视台报道，印度执法局在印度44个地点突击搜查中国手机厂商vivo及其他相关公司，声称要调查其是否从事所谓洗钱活动。vivo当时曾表示，正在配合印度相关部门，为他们提供所需的所有信息，并强调作为一家负责任的企业，在印度严格遵守当地的所有法律法规。
随后，印度执法局发布声明，指控vivo印度公司为逃避纳税，将6247.6亿卢比汇往中国等地，金额相当于该公司一半左右的营收规模。声明显示，印度执法局已冻结vivo印度公司相关的119个银行账户，总额达46.5亿卢比（约合3.86亿元人民币）。
虽然中国手机品牌在印度的处境艰难，不同品牌出货量也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但据Counterpoint Research数据，今年第二季度，vivo仍位居印度出货量第二大的智能手机品牌，占据市场份额的17%，只略微落后于占据18%市场份额的三星。
今年4月时，vivo印度曾表示将进一步投资印度市场，在2023年底前对印度投资350亿卢比（约合人民币30亿元）用于智能手机的生产。而在获得印度当局的必要许可后，vivo在大诺伊达的新制造工厂将于2024年初开始生产，未来将具备年产近1.2亿部智能手机的能力。
对vivo等中国手机厂商来说，印度无疑是一块仍具吸引力却越来越“难以下咽”的市场。在本土保护主义盛行的大背景下，政策方面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正成为影响外企在印度市场发展的最大阻滞。
今年9月，霞光社曾撰文对印度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进行详细探讨。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正让越来越多出海印度的中国企业提心吊胆。
印度，从出海热土到“外企坟场”
一个高速增长的全球大型经济体，正让中国出海企业爱恨交加。
“印度是我们第一个发力的新兴市场，占我们交易总量的90%。但2020年，印度封禁了我们的应用。”
某科技公司负责人告诉霞光社。
一纸禁令让他们此前所有的努力几乎化为乌有。“所以我们不得不把业务重心转移到印尼，开始开辟东南亚市场。因为印度官方政策上的不稳定性，我不建议中国出海企业把印度作为核心市场。”他发出这样的感慨。
今年，这种情况越发成为悬在出海印度中企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小米、比亚迪、富士康，乃至苹果都吃过这个亏。
自2020年6月以来，因为地缘冲突，印度政府依据所谓“国家安全”，连续多轮封禁中国包括TikTok、WeChat、UC浏览器在内超200个手机应用程序，同时多家中企相继被迫陷入税务风波。
甚至这种对中国科技企业的措施逐渐演变为一种贸易政策——今年8月3日，印度出台政策，对进口笔记本电脑和个人电脑（主要来自中国的设备）实行新的许可限制。一周后，有报道称印度官方正在考虑对相机和打印机采取类似措施。
去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曾对印度2022-2023财年GDP增长预期为8.2%，同时预计今年增速将放缓至6.9%。尽管飙升的通胀率可能开始拖累其经济活动，但其依然是全球为数不多的高增长大型经济体。
过去，得益于巨大人口红利、广阔市场空间，以及高速发展的互联网经济，印度一度被视为中国出海公司尤其是互联网公司的出海热土。从2014年开始，智能手机、数字文娱、电子商务、本地生活等多个赛道众多玩家纷纷下注印度，将中国成熟的互联网发展模式迁移至印度，也带动了当地的产业升级与投资热潮。
但随着地缘政治的急剧变化、营商环境的持续恶化，加之印度对外政策的朝令夕改，对外企和资本来说，印度市场，正在逐渐丧失吸引力。
印度孟买
2014年，是中国智能手机出海元年。智能终端品牌小米，将印度作为它的出海第一站。依托印度巨量的手机消费市场，小米在印度开疆拓土、迅速崛起。仅两年后，小米与中国制造商OPPO、vivo一起就累计占据印度81%的智能手机市场份额。截至2019年，小米智能手机在印度的出货量已达1亿部。从2018年到2021年，小米稳坐印度第一大手机品牌。
一位印度籍科技记者对霞光社说，2010年左右，印度本来有Micromax、Karbonn、Lava这些本土智能手机制造商逐渐崛起，但随着小米、OPPO、vivo等中国手机品牌，以更极致的性价比快速占据印度市场，Micromax等本土品牌日渐衰落、跌出榜单。
也正因为此，中国智能手机首当其冲，成为印度官方限制与制裁的对象。2018年，印度政府对进口智能设备征收20%的关税。2021年12月至今，包括但不限于华为、中兴、vivo、OPPO在内的多家手机厂商都遭到过印度相关部门的调查。
虽然早在2015年，小米就积极响应印度总理莫迪所提出的“Make in India”（印度制造）倡议，在印度开设了第一家工厂，并不断扩大在印生产基地，实现管理团队、硬件制造、软件生态的本地化，但它也没能逃过来自印度官方的制裁。
2022年1月，印度税务情报局（DRI）向小米印度罚了65.3亿卢比（约合人民币5.58亿元）税款。5月1日，再冻结其7.25亿美元（约48亿人民币）资产。
不久前，印度政府再度向包括小米、OPPO、vivo、realme等在内的中国手机品牌提出要求：在印度运营的中国手机品牌，应当任命印籍人士担任首席执行官、首席运营官、首席财务官和首席技术官等高管职位。此外，印度政府还指示这些企业将合同制作工作委托给印度公司，开发有当地企业参与的制造流程，并通过当地经销商出口。
接连的制裁也让中国手机厂商在印度越发艰难。2023一季度小米在印度市场的份额为16%，排名第三，比2022年下降了7%。对此，小米印度业务负责人 Muralikrishnan B 在 7 月份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小米计划减少智能手机的发布量，将更多精力放在线下零售上。
除了直接封禁和资产处罚外，提高关税壁垒也是印度政府屡试不爽的举措。
2018年，受阿根廷、土耳其爆发金融问题影响，资本开始撤出新兴市场。这导致印度货币卢比贬值，兑美元汇率下跌13%。为了支撑不断贬值的卢比，莫迪政府提高了19个类别产品的进口关税，包括宝石、塑料、家用电器和航空燃油。
而在全球新能源市场中一骑绝尘的比亚迪，也在印度遇到挫折。8月2日，据路透社报道，印度税务情报局宣称，由于比亚迪在印度组装并销售的汽车进口零部件，不符合印度的低税率政策，判定比亚迪需补缴7.3亿卢比（折合人民币约6360万元）的进口关税。而自2022年开始销售以来，比亚迪在印度共出售了约1960辆汽车。
不仅中国企业在印度接连吃亏，全球跨国公司在印度都难逃官方不知何时落下的铁锤制裁。
比如亚马逊2022年6月在投资一家零售集团的交易中，被判定有所隐瞒，并被处以20亿卢比（约1.7亿元人民币）的罚款。2023年3月，印度储备银行( RBI) 以不遵守预付支付工具规则为由对亚马逊 Pay 处以37.5万美元的罚款。近年来，印度税务部门对壳牌、诺基亚、IBM、沃尔玛、凯恩能源等多家外资企业都进行了税务调查并开出了高额罚单。日韩不少企业也面临同样的状况。
监管的不确定性是外商投资的重大障碍，以至于印度因此被称为“跨国企业的坟场”。
印度夜市景观
印度的贸易政策转向，有一个确切的时间点。
2020年11月15日，覆盖东盟10国及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15个国家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签署。RCEP旨在建立统一的市场自由贸易协定，所有成员国将享受到10年内降至零关税的福利。
该协议原本应有16个国家参与谈判，但最后印度决定退出。
印度《商业标准报》评论道，印度政府已转向了尖锐的保护主义立场。此后印度政府公布联邦预算，全面提高进口关税，这是印度于1991年开始向世界开放以来从未做过的事情。
印度的贸易保护主义传统由来已久。
在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之前，印度以“许可证统治”闻名于世。关系国计民生的各行各业，无论是投资、工业、贸易，处处都要政府审批。企业运转的首要目标不是争取获得市场，而是争取获得审批。政治学家刘瑜曾在书中介绍她看过的关于印度改革前的报道：有一个印度企业家抱怨，在改革前，为了购买一台进口计算机，他花了一两年时间，跑了新德里50趟，才获得了批准。今天看上去理所当然的事情，在当时的印度困难到不可想象。
机械的审批制度不仅造成政府效率低下，也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
1991年，印度开始对外开放，将平均关税从1990年的80%以上大幅削减至2008年的13%左右。而在2014年，现任总理莫迪上台后，发起“印度制造”运动，印度的贸易保护主义卷土重来。
然而印度的战略似乎事与愿违。在推动“印度制造”运动8年后，2022年制造业增加值占印度GDP的13.3%，反而比2015年的15.6%下降了2.3个百分点，为1967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另外，中美的战略竞争，也让印度希望可以从产业链转移浪潮中分一杯羹。但荒诞之处在于，无论专注于提升本国制造业能力的“印度制造”计划，还是试图在中美地缘竞争中坐享渔翁之利的投机做法，都加剧了印度从中国进口零部件和半成品。
对于这种看似产业链外溢到他国、但实际未与中国真正脱钩的现象，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施展在其《枢纽》一书的增订版中写道：“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电子技术产业，会有一系列的产业环节（而不是整个产业）转移到东南亚。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与东南亚甚至是整个东南亚制造业集聚区加在一起，共同占据枢纽地位；但中国在其中有较强的主导性，这根植于中国的供应链网络的规模，以及中国在重化工产业上的优势。”
为了“印度制造”而脱离整个东南亚制造业，势必会显得孤立无援。
除了发展本国制造业和中印地缘分歧外，民族主义，本来就是莫迪政府试图重新建构印度民族的一种尝试。
从历史上来讲，南亚次大陆从来没有形成过一个统一国家。在英国结束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后，遗留下了“印度”这个民族国家概念。目前，印度国内有2000多个民族，分属于28个邦和6个联邦属地及1个国家首都辖区，共有1652种语言和方言。如何将四分五裂、差距迥异的各个地域整合为一个同质性的“想象的共同体”，是印度历届政府急于完成的使命。
看到了这张大旗如此好用，莫迪政府在对外政策上也贯穿其民族主义决策。印度国内媒体充斥着对中国、巴基斯坦、欧洲、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负面报道，媒体观察网站 Newslaundry 的Manisha Pande表示，此类报道有两个目的：将莫迪定位为让印度名声大噪的全球领导人，并宣扬一种全球阴谋压制印度崛起的理论。
在这一理论中，中国和中国企业首当其冲，成为印度旗帜鲜明抗衡的“对手”。比如，在经济上频繁对“中国制造”和“中国投资”设置壁垒。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4—2023年，印度发起的涉及中国的反倾销案多达127起，反补贴案8起，保障措施案145起，涉案产品涵盖机电、化工、有色金属、钢铁、纺织等行业。印度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对中国贸易救济调查发起国，以及第一大对中国反倾销案申诉国。
历史的车轮，恍如开回了30年前——同样是对电脑做出一些限制，只不过这次换了个马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