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制度在东南亚(汇率制度在东南亚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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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内容及意义
一、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背景
从2024年末以来，由日本等少数国家开始在国际社会上散布“中国输出通货紧缩论”，2024年，这种论调进一步升级为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到2024年前后，日本、美国、欧盟等主要发达国家或基于国内经济的需要，或迫于国内政治的压力，要求中国改变汇率制度或强迫人民币升值。自2024年7月2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根据对汇率合理均衡水平的测算，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至1美元兑8.11元人民币，同时美元每天浮动范围限制在上一交易日收盘价的上下3‰之内，对非美元则在1.5％的范围内浮动。然而，人民币汇率政策调整，并非受到上述国家的压力，而是出于对未来的发展道路的高瞻远瞩，主动的调整。之所以选择目前这个时机来改革汇率机制，是由于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对外开放度提高，以及人民币升值预期强化等导致外汇储备快速增加，外汇占款不断提高，中央银行不得不大规模发行票据对冲，提高了宏观经济调控成本，使得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的成本上升。据最新数据显示，经济增长、固定资产投资、进出口等保持高速态势，物价涨幅等则持续下滑，为汇率机制改革提供了稳定的经济环境。而美元持续反弹，欧元和日元回软也为改变盯住美元汇率制度创造了良机。
二、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成本与收益问题
(一)对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成本的反思
由于人民币改革后有一定的升值，面临的成本大概有以下几点：一是可能减少外部需求和出口，并影响到实现短期的经济增长目标；二是可能增加国外直接投资成本，不利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三是可能造成结构性调整所带来的短期失业问题。
但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并非有如上的成本发生，即使有，其影响也十分有限，甚至模糊不清。
1.人民币升值对出口的影响可能并不明显。高盛银行胡祖六(2003)指出，人民币汇率出口弹性非常小，汇率调整不会给出口带来太大的变化。这与中国独特贸易结构有关。目前来料加工装配贸易和进料加工贸易在中国的出口中占55％。同时，来料加工装配贸易、进料加工贸易和外商的机械设备进口占所有进口的60％，来料加工装配贸易只赚取固定的工缴费，与汇率的变动基本没有关系。进口加工贸易的情况也相差不大。同时，中国的部分出口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相当的高，而且与竞争对手的成本相差很远，人民币升值2％反而会提高出口收入，而不是降低出口收入。
2. 90年代中期以后，FDI(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动因发生了新的变化。更多的FDI来自欧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投资于中国的目的更倾向于瞄准中国的国内市场，而不像以往那些东南亚中小企业利用中国作为出口加工平台(UNCTAD, 2002)。汇率升值虽然提高了FDI新建投资的投资成本，但是，也提高了美元计价的外商企业在本地的销售收入。一方面它可能阻碍了一部分利用中国劳动力、土地等各方面成本优势的FDI流入，但同时也可能鼓励一批试图进入中国市场的FDI的流入，因此，2％的人民币升值并不会对FDI有太大的影响。
3.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24年《贸易与发展报告》的计算，在17个重要样本国家内，中国的单位劳动工资最低，样本国工资分别是中国工资的2.5-47.8倍不等，即使考虑到单位劳动生产率，17个样本国家当中也有10个国家高于中国的成本。所以，2％的人民币升值并不会对就业造成影响。退一步说，即使出口部门的就业受到一定的影响，但从长期来看，考虑到制造业提供就业机会几乎没有改变，而服务业提供的就业机会正在大幅度的提高，服务部门增加就业机会完全可以弥补出口部门减少的就业机会。
4.央行汇率改革使用“参考”而非“盯住”货币篮子的做法，其不利之处在于汇率更具灵活性的同时，央行对汇率政策的相机抉择更容易受到来自政府其他职能部门的影响。所以，央行必须在行使灵活的相机抉择权和维护汇率政策的动态一致性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
(二)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收益的考察
汇率改革的收益是多方面的。第一，将汇率调整到与实际均衡汇率运动趋势保持一致的水平上，同时也意味着得到了与国际经济资源配置效率最优的汇率价格。它有利于各个产业的平衡发展，有利于长期的资源配置和经济增长。第二，汇率积极调整把汇率调整的主动权交到了货币管理当局手中，同时也留给货币当局一定的政策调整空间，有利于宏观经济稳定。第三，汇率改革提升了人民币购买力，有助于提高人民生活福利水平。同时汇率升值导致的收入更利于农民和城市的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第四，汇率改革等于向市场宣布，中国货币当局是以国际收支平衡而不是以狭隘的贸易顺差为政策目标的。
从目前中国的现实情况来看，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收益还是非常明显的，新汇率制度对我国主要产生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
虽难以平衡国际收支，但大幅度减少央行的干预频率
汇率改革后国际收支状况仍然是调整人民币汇率的重要基础，从2024年以来，我国月均外汇储备增长在150亿美元左右，近三个月更是到达了200亿美元，外汇储备始终在持续大幅度的增长。但我们不能简单的认为，当期的储备增长扣除外汇顺差和外国直接投资外都是热钱。以2024年的国际收支为例，全年顺差2066亿美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和直接投资顺差分别为590亿美元和531亿美元，这并不能理解为其余的国际收支顺差全部都可归纳为所谓“热钱”，其余大多数差额，是可以用经常转移、证券投资和贸易信贷来解释的。
中国国际收支平衡更注重于商品和服务贸易两项的总体平衡，从2024年到2024年，这两项基本是稳定的，商品贸易大约是200亿美元至300亿美元的顺差，服务贸易大约是100亿美元的逆差，这两项合计占我国GDP的2％左右，占进出口的总额也在2％左右，从今年上半年来看，我国进出口总值达6450.3亿美元，高出低进使得贸易顺差达到396亿美元，突破去年全年水平，而预期下半年中国外贸出口、进口增速分别为22％和18％左右，可实现顺差300亿美元以上，因此单纯依赖汇率改革，并不能迅速、显著的使国际收支恢复到基本平衡的轨道上来，所以在短期内并不能改变央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只是减少中央银行干预外汇市场的频率，央行只在必要的时候对外汇市场进行以防止汇率出现过大的波动，而不必每天进行干预操作，这时的外汇市场能比较真实地反映汇率的变化。
带来金融创新热潮
汇率机制改革之后，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将是一个常态，因此需要相应的衍生工具来规避和锁定风险，其本身就意味着对加快外汇市场发展和相关金融产品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例如8月4日，央行在其上半年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指出，下半年将加快发展外汇市场和各种外汇衍生产品，尽快开办银行间远期外汇交易，推出人民币对外币掉期等产品。8月9日，央行决定扩大外汇指定银行远期结售汇业务和开办人民币与外币掉期业务。这些衍生工具的推出将有助于稳定现行的汇率，可以通过市场交易形成对人民币的下一步波动的预期，同时给市场一个导向，从而更好地消化人民币的汇率风险。
提高银行对汇率风险管理的能力
“有管理的浮动”考验了银行对风险管理的难度，对于这次汇率改革，银企如果过于关注人民币对美元和非美元即期汇率的波动区间是远远不够的。
就银行而言，商业银行必须对不同币种的小额和大额现钞、现汇等具有差别定价能力，必须对来自居民、企业和同业的外汇供求有差别化的定价能力，必须对流动性较好的人民币兑美元等即期品种和其他流动性相对较弱的非美元品种具有差别的定价能力。这种审时度势的差别定价，较之央行为外汇交易市场确定的波动区间要灵活得多。如果商业银行忽视了汇率改革带来的风险定价挑战，其贸易融资的信用风险、结售汇净头寸的汇率风险，以及外汇代客理财业务风险等都会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所以，这次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给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能力带来了挑战，有助于商业银行提高其风险管理能力。
三、我国不可能较快地过渡到完全意义的浮动汇率制度
人民币向有管理的浮动制度回归，其优势是明显的，但从中国实际情况来看，中国不可能较快的过渡到完全意义的浮动汇率，是因为：
(1)我国的金融市场、特别是外汇市场还很不发达。在金融市场体系不完善、不发达的情况下，如果汇率出现大幅度波动，金融市场无法在整体上做出灵敏的反应和自发的调整，就可能造成局部市场的严重失衡和秩序混乱；经济主体无法进行适宜的资产头寸调整，从而发生严重损失。目前我国正规的外汇市场只局限于少数银行，企业个人无法直接进入，还没有外汇期货市场，远期外汇市场交易也没有全面开展。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汇率出现大幅度波动，微观经济主体、特别是进出口企业将很难通过外汇交易来规避汇率风险。
(2)人民币还不是国际货币。对非国际货币国家来说，汇率制度改革过程实际上就是与国际金融制度与规则接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基于对政府依赖的惯性，企业除了考虑从市场竞争中谋取利益和发展外，还特别注重从政府及其政策中谋取利益，他们对政府的政策具有很高的期待。因此，政府一旦出现决策失误，将可能给企业和国家造成巨大的损失，由此招致强烈的反对，汇率制度改革就可能夭折，并可能造成经济的大幅动荡。
(3)我国金融体系还比较脆弱。我国目前的金融结构仍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而银行、特别是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率还相当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全面放开汇率，贬值预期会造成人民币存款被大量提取，升值预期会造成外币存款被大量提取，严重时可能引起挤兑，引发银行危机，并由此爆发货币危机。
(4)我国市场化的金融监管和金融调控体系还不完善。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执行严格的外汇管制，习惯于在狭小的外汇市场上以盯住的方式控制汇率，缺乏一套开放市场条件下外汇管理和市场干预的制度、规则、手段和经验。在这种情况下，突然完全放开汇率，就未免会出现市场混乱、汇率失控等问题。
(5)我国货币错配矛盾突出。根据戈登斯坦(Goldstein, 2005)教授的定义，所谓货币错配是：“在权益的净值或净收入(或二者兼而有之)对汇率的变动非常敏感时，就出现了所谓的‘货币错配’。从存量的角度看，货币错配指的是资产负债表对汇率变动的敏感性；从流量的角度看，货币错配则是指损益表对汇率变动的敏感性。净值(净收入)对汇率变动的敏感性越高，货币错配的程度就越严重。”
货币错配的形成，既有外因也有内因。就外因而言，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错配是国际货币格局的自然产物。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关键货币”角色主要是由美元和欧元来承担，这事实上将欧美以外所有其他国家的货币“边缘化”了。由于国内货币无法在国际经济交往中使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资产/负债、收入/支出便呈现多种货币并存的局面，货币错配由此成为常态。就内因而言，资本市场普遍落后和汇率长期保持固定都加剧了发展中国家货币错配。在资本市场发展滞后的情况下，缺乏有效资金来源的企业不得不通过各种渠道到海外去筹资，而难以寻求到有效投资机会的“过剩”储蓄又不得不大量流向国际资本市场。由于国际资本市场不接受发展中国家的本币，资本市场发展滞后导致的跨国资本流动更加剧了发展中国家货币错配。从形成机制看，中国难以避免货币错配。一方面，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还为时甚远，因而“原罪”和“高储蓄两难”特征在相当长时期内还难以消除；另一方面，中国资本市场的效率低下有目共睹，这无疑加剧了货币错配；此外，长期实施得盯住美元固定汇率制度，已经使中国的微观经济主体对货币错配麻木不仁。简单计算的结果显示，中国目前已属货币错配比较严重的国家之一。截止2024年底，中国居民持有的外币资产占M2的比重已达27％，如果再考虑到中国外债余额在2024年已经高达2285.96亿美元的现实，货币错配矛盾显然更为突出。巨额的货币错配使得中国不可能较快地过渡到完全意义的浮动汇率。
四、完善我国汇率机制的配套措施
随着中国金融开放的日渐推进，我国需要对人民币汇率稳定机制进行改革和完善，如何在实行管理浮动汇率制度的过程中避免货币错配风险的失控，避免汇率的大幅度波动，要有一个与之相应的经济政策作为保障，我们也应当从多方面采取措施，逐步推进改革，以实现真正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
第一，保持较高的外汇储备水平，加强外汇储备的管理和运用。较高水平的外汇储备水平有助于控制货币错配风险。首先，较高水平的外汇储备是管理浮动汇率制度抵御国际投机资本冲击的重要保证。20世纪90年代以来，货币危机的威胁促使发展中国家迅速增加了国际储备。从“保持信心”看，国际储备水平越高，其“引而不发”的“威胁”作用就越大，国际投机资本对该国的汇率制度就越不敢造次。其次，较高水平的国际储备可以保证政府有能力接手私人部门的货币错配，通过政府承担货币错配损失来避免对微观经济主体的全面冲击。
第二，积极参与和构筑区域货币合作。亚洲地区经济与贸易联系的不断加深为区域金融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巨额的外汇储备加强了亚洲资金自我循环和抵御外部冲击的实力。中国作为亚洲的经济发展大国，应积极参与和构筑亚洲货币合作。(1)以积极的姿态进一步开放金融业，支持区内贸易的发展。(2)发挥香港国际金融两种新的优势，并积极推进上海金融中心的建设，使其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优势和功能互补，由此进一步发挥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综合功能。(3)在东亚货币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4)积极加强亚洲各国和各地区的中央银行的合作。(5)积极推进国内金融体系改革，建立健康的金融体系，并与亚洲各国及时交流降低不良贷款和处置高风险金融机构的经验与教训，共同建立亚洲地区金融风险早期预警机制，加强各国各地区金融监管当局的合作，共同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第三，通过提供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和完善的微观制度来促进资本市场发展。货币错配的起因之一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市场不发达。从这一角度来看，发展资本市场应在管理货币错配奉献的战略中居于重要地位。从根本上说，稳定的经济环境是资本市场发展的前提。在货币政策方面，中国应当逐步过渡到通货膨胀目标制度，而不是简单地从控制货币供应转向调控利率。在财政政策方面，通过审慎的财政政策来稳定公众与企业绝对必要。对资本市场发展而言，仅有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还不够，加强微观制度层面的建设同样重要。同时，中国在微观制度的许多方面都存在阻碍资本市场发展的因素，都需要通过改革来加以完善。
第四，加强资本跨境流动管理。汇率改革后，国际资本流动管理面临新的压力：短期资本流动更频繁；资本流动均衡管理的重要性更突出；外汇管理的有效性难以保证。针对国际资本的非均衡流动，现阶段应采取的措施是建立“以不变应万变”，能应对“升值”和“贬值”压力交替出现的、均衡管理的新机制：合理调整外汇储备规模；利用利率和汇率的变动来影响宏观经济；灵活利用政策，在制度设计上体现流出入并重，根据实际情况相机抉择，有效应对“升值”和“贬值”预期的转换。同时，一方面，加强资本跨境流动管理是加强外债管理和外汇储备管理，抵御国际投机资本冲击汇率的一项重要措施；另一方面，通过针对性的安排，可以限制因国内资本市场发展滞后带来的“过度”国际借贷和“过度”国际投资。
第五，加强宏观政策的搭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政策的搭配基本突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而汇率政策几乎缺失，随着人民币汇率制度将由中间道路向浮动汇率制度演进，汇率政策对经济的调节作用也将日益突出。因此，应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的相互协调，合理搭配。(1)明确汇率政策是货币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将汇率纳入货币政策的框架之中，并使汇率政策发挥其市场调节的作用。(2)运用创新政策工具。但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不协调时，特别是面临严重困境时，可及时采用创新政策工具，以摆脱困境。(3)妥善处理好汇率稳定与汇率失调的关系。稳步、深入推进结构改革，实现各类市场的良好衔接。
固定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的优缺点
固定汇率制度是货币当局把本国货币对其他货币的汇率加以基本固定，波动幅度限制在一定的、很小的范围之内。这种制度下的汇率是在货币当局调控之下，在法定幅度内进行波动，因而具有相对稳定性。
1）优点：
固定汇率体系的主要优点是减少了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一个想稳定其物价的高通货膨胀国家可以选择加入固定汇率体系来恢复央行的信誉。
2）缺点：
缺乏灵活性。由于每个国家所面临的经济环境和背景不同，实施统一的货币政策对各个国家来说未必是最佳的。
浮动汇率制度一般指自由浮动汇率制度，是相对于固定汇率制而言的，是指一个国家不规定本国货币与外国货币的汇率的上下波动幅度，也不承担维持汇率波动界限的义务，而听任汇率随外汇市场供求的变化自由浮动。
在这一制度下，外汇完全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上一种特殊商品，汇率成为买卖这种商品的价格。
1)优点：
可以防止外汇储备大量流失、节省国际储备、自动调节国际收支、维持经济政策的独立性、减轻通货膨胀的影响、缓解国际游资的冲击。
2）缺点：
助长投机，加剧动荡、货币战加剧、具有通货膨胀倾向、国际协调困难、对发展中国家不利。
扩展资料：
人民币汇率制度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自2024年7月21日起，我国开始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新的人民币汇率制度，以市场汇率作为人民币对其他国家货币的唯一价值标准，这使外汇市场上的外汇供求状况成为决定人民币汇率的主要依据。
参考资料：固定汇率制度--百度百科
浮动汇率制度--百度百科
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
自1997年7月起，爆发了一场始于泰国、后迅速扩散到整个东南业井波及世界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许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汇市、股市轮番暴跌，金融系统乃至整个社会经济受到严重创伤，1997年7月至1998年1月仅半年时间，东南亚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货币贬值幅度高达30％～50％，最高的印尼盾贬值达70％以上。同期。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股市跌幅达30％～60％。据估算、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仅汇市、股市下跌给东南亚同家和地区造成的经济损失就达1000亿美元以上。受汇市、股市暴跌影响。这些国家和地区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
这场危机首先是从泰铢贬值开始的，1997年7月2日．泰国被迫宣布泰铢与美元脱钩。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当大泰铢汇率狂跌20％。和泰国具有相同经济问题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等国迅速受到泰铢贬值的巨大冲击。7月11日，菲律宾宣布允许比索在更大范围内与美元兑换，当大比索贬值11.5％。同一天，马来西亚则通过提高银行利率阻止林吉特进一步贬值。印度尼西亚被迫放弃本国货币与美元的比价，印尼盾7月2日至14日贬值了14％。
继泰国等东盟国家金融风波之后，台湾的台市贬值，股市下跌，掀起金融危机第二波，10月17日，台市贬值0.98元，达到1美元兑换29．5元台币，创下近千年来的新低，相应地当天台湾股市下跌165．55点，10月20日。台币贬至30．45元兑1美元。台湾股市再跌301.67点。台湾货币贬值和股市大跌，不仅使东南亚金融危机进一步加剧，而且引发了包括美国股市在内的大幅下挫。10月27日，美国道，琼斯指数暴趴554.26点，迫使纽约交易所9年来首次使用暂停交易制度，10月28日，日本、新加坡、韩国、马来西亚和泰国股市分别跌4.4％、7.6％、6.6％、6.7％和6.3％。特别是香港股市受外部冲击，香港恒生指数10月21 H和27日分别跌765.33点和1200点，10月28日再跌1400点，这三大香港股市累计跌幅超过了25％。
11月下旬，韩国汇市、股市轮番下跌，形成金融危机第三波。11月，韩元汇价持续下挫，其中11月20日开市半小时就狂跌10％，创下了1139韩元兑1美元的新低；至11月底，韩无兑美元的汇价下跌了30％，韩国股市跌幅也超过20％。与此同时，日本金融危机也进一步加深，11月日本先后有数家银行和证券公司破产或倒闭，日元兑美元也跌破1美元兑换130日元大关，较年初贬值17．03％。
从1998年1月开始、东南亚金融危机的重心又转到印度尼四亚、形成金融危机第四波。l月8日，印尼盾对美元的汇价暴跌26％。l月12日，在印度尼西亚从事巨额投资业务的香港百富勤投资公司宣告清盘。同日，香港恒生指数暴跌773．58点，新加坡、台湾、日本股中分别跌102．88点、362点和330．66点。直到2月初，东南业金融危机恶化的势头才初步被遏制。
这次东南亚金融危机持续时问之长，危害之大、波及面之广，远远超过人们的预料。然而，危机的发生绝不是偶然的，它是一系列因素共同促成的必然结果。从外部原因看，是国际投资的巨大冲击以及由此引起的外资撤离。据统计，危机期间，撤离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外资高达400亿美元。但是，这次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最根本原因还是在于这些国家和地区内部经济的矛盾性。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是近20年来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这些国家和地区近年来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暴露出日益严重的问题：①以出口为导向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发展的优势，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和市场竞争的加剧正在下降。上述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结构未作适时有效的调整，致使竞争力下降，对外出口增长缓慢、造成经常项目赤字居高不下。1996年，泰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赤字为230亿美元，韩国则高达237亿美元。②银行贷款过分宽松，房地产投资偏大，商品房空置率上升、银行呆账。坏账等不良资产日益膨胀。泰国金融机构出现厂严重的现金周转问题，韩国数家大型企业资不抵债宣告破产，日本几家金融机构倒闭，印度尼西亚更是信用危机加剧。以上这些经济因素从各个方面影响了汇市和股市，③经济增长过分依赖外资，大量引进外资并导致外债加重。泰国外债1992年为200亿美元，1997年货币贬值前已达860亿美元，韩国外债更是超过15D0亿美元。④汇率制度僵化。在近年美元对国际主要货币有较大升值的情况下，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汇率未作调整，从而出现高估的现象，加剧了产品价格上涨和出口锐减。因此，这些国家和地区货币贬值势在必行。而货币贬值又导致了偿还外债的能力进一步下降，通货膨胀压力加剧，从而促使股市下跌。⑤在开放条件和应变能力尚不充分的情况下，过早地开放金融市场，加入国际金融一体化，当国际游资乘机兴风作浪时，一些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不知所措或措施不力，完全处于被动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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