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支付平台与数字货币的关系(美元跨境支付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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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货币TBCC和中国银联有关系吗
据我的了解，数字货币TBCC和中国银联之间没有直接的官方合作或关系。
TBCC是由新加坡TBCASoft公司开发的一种数字货币，它基于TBCASoft的专有技术和平台，采用了移动支付、区块链和加密技术等，旨在提供一种安全快捷的跨境支付解决方案。目前，TBCC已经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发行，如日本、韩国、菲律宾等。
中国银联是中国主要的支付清算机构之一，提供各种银行卡产品和支付服务，拥有庞大的用户群体和支付网络。虽然中国银联一直在积极推进区块链和数字货币的研究和应用，但目前尚未有与TBCC合作的公开消息。因此，可以认为TBCC和中国银联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官方合作或关系。
从货币演化的历史探究数字货币的未来发展
欧易OKEx research:从货币演化的历史探究数字货币的未来发展
摘要：数字货币（Digital Currency）可以认为是一种基于节点网络和数字加密算法的虚拟货币。去中心化的数字货币没有发行主体，因此没有任何人或机构能够控制它的发行，如比特币，以太坊等；由于算法解的数量确定，所以数字货币的总量固定，从而消除了通货膨胀的可能；由于交易过程中需要网络中的各个节点的认可，因此数字货币的交易过程足够安全。中心化的数字货币指的是有发行主体一类的货币，如央行发行的数字人民币，Facebook的Libra等。
本文从货币的本质、货币载体的历史变化和货币发行方逐步完成统一的历史变革三个方面进行研究，旨在探讨数字货币是否具备货币三要素，能否逐渐取代现钞实现数字化革命，以及目前数字货币仍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数字货币、货币史
一、货币载体的历史变化
1.1货币的本质
众所周知，传统货币史上大家认为货币的本质是价值尺度，其最基本的功能是作为交易媒介和价值储藏手段，根本目的是为了组织生产活动并成为维系生产关系的纽带。但随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协同发展，货币本质的解释自然而然地发生了一定的改进，我们可以看到目前货币的本质已进化为了一种人类构建的社会机制，其核心是信任，这个信任是由不信任的各方对中间方（货币发行方）的信任。我们大家现在对货币达成了新的共识，就为信任缺失问题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
其次，货币的本质也是记账货币，或被称为度量单位，其价值随着国家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经济手段与国内外形势变化而浮动。而一个好的度量单位其价值必然是相对稳定的，由此，在历史的进程中，货币总需要一整套机制来确保其价值的稳定，该机制发展至今已较为全面，目前包括支付清算体系、信用创造体系、金融监管等核心基础设施建设。
第三，货币本质上体现的就是开文提到的信用关系。货币既是发行者的一种债务或责任，也是持有者的一种信用或索偿权。因此货币双向影响资产和负债，并可通过两端的变化来得以记录。
最后，这种信任关系是可以流通的。货币如果想要流通使用，就必须用代符来加以表征，用记账系统来记录价值及其转移并清偿各种信用关系。
数字货币要想取代法币，则需要满足上述货币的三大要素。从长期来看，数字货币背后需要有一套完整的机制来确保其价值的稳定，从而实现其作为记账单位的功能，而这一整套机制极有可能由央行来提供，稍后我们会提到这背后的原因。
1.2货币载体的变化
从历史上来看，货币载体遵循从金属货币过渡到银行票据，再到法定货币（fiat money）的变化过程。最初，金属货币的出现大大方便了交换的进行，促进经济社会加快发展。然而，随着交易频率的提升、交易范围的扩大，大量携带运送、交割清算金属货币的成本越来越高，难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商户间分别记账，一段时期结束时，双方再核对账目，互相轧抵往来后，将余额进行货币清算。该货币收据叫做‘汇票’，专门办理汇票业务的商户叫做‘钱庄’或‘票号’。随着票号中汇票的接受度逐渐提升，为了方便流通，票号开始将汇票改造成为事先印好面额（划分不同档次），标明出票人并承诺见票即付，增加防伪验证标识等，但不限定持票人的通用汇票，这就使其演变成为“纸币”。
货币载体的变化解释了人们对其便捷流通性和可信任的需求。该演变过程遵守了格雷欣法则（Gresham’s law），即劣币驱逐良币。最初的货币与金、银、铜等金属的价值挂钩，随着交易的进行，票据和纸币这些不具备真实价值的货币用了对中间方的信任做背书，被人为的赋予了价值，并成功取代了金属货币。
理想状态下的数字货币应由所有人都信赖的第三方或者具有强大技术支撑的去中心化系统发行。这种数字货币可以说是账户数字本身直接转化为货币，货币载体由有形转为无形。
1.2.1欧洲货币载体的变化
欧洲的近代纸币源于银行券，英国的金店券就是近代欧洲纸币的先驱。我们知道，九世纪之前巴比伦的骆驼商队为避免金银贷款在运输途中被劫，曾采用土简做为附计利息的承兑凭证，这与中国唐代的费钱类似，但其并非近代意义的纸币。16世纪至17世纪，出于安全因素的考虑，英国政府所在地伦敦塔成为商人存放金银的最佳地点，但1646年，查理一世将13万英镑金银没收充作军费的行为让人们不再信任，纷纷转向信用较好的民间金店，金店发放的存放收据就被称为“金店券”，金店券可代替金银货币在市面流通，并用于支付。但由于缺少规范与贪图利息，在1670年英荷战争爆发后英国政府停止支付，金店时代就此结束。1694年英国商人进一步完善规制，以公司形式成立英格兰银行，并获得特许发行120万英镑银行券，就此近代纸币——银行券出现于欧洲。
欧洲大陆上的纸币与约翰·劳（John Law）关系密切。约翰·劳出生于英国爱丁堡的一个银行世家，自小便拥有丰富的货币与银行体系知识。但在其父去世后，却仰仗自己精于数学而沉迷于赌博，1694年甚至因将情敌开枪毙命深陷牢狱，后其狱至欧洲。在逃亡期间，他进一步研究金融与贸易，先后在阿姆斯特丹与荷兰积累了大量经验，这时他敏锐观察到如法国等对纸质通货强烈抵制的国家经济大多萧条，引入纸质通货的英格兰和荷兰却与之相反，纸质通货的不可替代性让约翰·劳逐渐成为了“银行券”的忠实拥趸。
1705年，约翰·劳将自己的理念总结成了《论货币和贸易：兼向国家供应货币的建议》，他在书中极力主张设立国家银行，并呼吁国家银行应与国有企业相辅相成，前者掌握国家金融，后者控制国家商业，从而实现国家对货币和贸易的垄断，垄断得来的利润则反哺国家财政债务。
这一构想想要实现并不容易，直至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好大喜功致使了政府的债台高筑。在这种情况下，贵金属的短缺毫无疑问地造成了流通的金属货币急剧减少，法国疲困的财政让约翰·劳看到了希望。1715年，约翰·劳先后说服了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与奥尔良公爵，下一年约翰·劳就在巴黎成立了通用银行（Banque Generale），该银行有权发行银行券并参与皇家岁入的管理，且纸币可以兑换为铸币，这是法国第一次私营银行大规模发行纸质通货。1717年，约翰·劳又说服法国皇家所有税收必须以银行纸币缴付。直至1718年，在约翰·劳的大力鼓吹下，该银行国有化，摇身变为法国第一家中央银行，这标志着法国从铸币开始转向应用纸币，后英国等国家相继加入纸币阵营，纸质通货在欧洲得到了广泛传播。
1.2.2美国货币载体的变化
17世纪早期，英格兰在北美洲大西洋沿岸的切萨皮克湾和新英格兰建立了第一批殖民地，到18世纪最终形成了北美13个殖民地。由于殖民者所带铸币较少且尚未在每周发现金银矿，实际铸币供给严重短缺，贸易逆差的长期存在更是加剧了这种情况。为此殖民者主要使用了五种形式的货币。（见表1）
表1殖民期北美五种货币形式
表2非纸币逐渐消失原因
北美殖民地最早的纸币发行是马萨诸塞殖民地于1690年发行的信用券，用于支付远征军军饷，该信用券是介于以税收为担保所发行的短期票据与纯粹的信用货币之间的一种货币形式，当局承认将来可兑付金银，可用于纳税，可作为法偿货币。出于军事融资或征税需求，其他殖民地纷纷效仿，但由于其只承认在未来兑现，这种纸币很快开始贬值，直至1764年英国议会完全禁止了法偿货币的发行。
之后的转机在美洲大陆的独立战争中孕育。当时的中央政府，即大陆会议只是一个各邦领导人集会，并无权征税。在这种情况下，军事融资就要仰仗借债或者印发钞票，托马斯·潘恩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均支持借债，他们认为“没有一个国家应该没有债务，国债是一种国家凝聚力”，但汉密尔顿同时也认同纸币的必要性。本杰明·富兰克林则是纸币的强力支持者。最终，出于考虑到战争前景未明，且大陆会议并无任何担保，向其贷款风险较大，彼时各殖民地也无充足资金放贷，大陆会议就采用了发行纸币的方式融资。与此同时各州当局也被迫使用信用券用于战争机器的运行。随着纸币的大量发行，自1776开始，大陆券又不断贬值，1781年印刷1美元大陆券的成本甚至高于其货币价值，但由于战争的进行，大陆会议又不得不继续仰仗纸币。独立战争胜利后，美国宪法明确给予了联邦铸造货币与调节其价值的权力，各州无权铸造货币或发行纸币。
在历经了第一合众国银行、北美银行后，来到了第二合众国银行时期，时任美国总统的杰克逊由于不满于银行的1/3股份为外国人持有，对州银行的排挤与对国内外汇兑的垄断等，强烈反对纸币，相信“硬货币“，这使得第二合众国银行最终于1841年倒闭清算，美国央行进程被迫中断。直至1846年，国会批准成立独立的国库系统，就此全国各地海关与造币厂构成的国库或子国库系统存放政府资金，该系统在1913年联邦储备体系成立前一直是美国货币银行体系的主要调节者。
1861年，又是相似的背景，即美国内战爆发了。北方联军急需一种全国性通货来制止上千种银行券造成的混乱。次年2月，国会通过了时任财政部长蔡斯的提议，通过了《法偿法案》，该法案授权财政部发行1.5亿美元的合众国财政票据，也就是“绿背纸“，并宣布其为法偿货币，可用于支付，但不能兑换金银，不能用于支付关税和政府债券利息。这是美国联邦发行的第一种纸币，是完全基于国家信用发行流通、行使货币职能的信用货币。
1.2.3中国交子等纸币的历史变化
中国纸币出现于封建鼎盛的北宋时期，早于欧美近七百年。唐宋期间，川蜀地势复杂而商贸发达，其交易媒介仍是价低笨重的铁钱，极为不便，这就是交子出现的直接原因。从更为本质的角度来看，宋朝铸币外流，“钱荒“严重，军政费用高昂，财政赤字加剧，这与欧美纸币出现的契机相似，但除此之外，中国彼时却是高度中央集权专制政体的封建国家，是由政府直接出面将新的交易媒介（交子）强行推广，这就使中国的纸币（交子等）除了具有货币的经济职能外，还兼有货币的政治职能。
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欧美大陆还是中华文明纸币的诞生与延续，均是以流通手段为基础，以政府为主导，拥有较为稳定广阔的货币市场，并始终伴有浓厚的政治军事色彩，政府希冀通过纸币的发行来支持政府开支与庞大的军费。但中国交子出现时，中国还是重农抑商的农耕社会，经济水平远低于17、18世纪已兴起城市、商业迅猛发展的欧美等国，缺乏稳定的物质基础，商品生产与商品货币关系并不健康。更别说在封建统治下，“交子务“随时可能让纸币沦为单纯的财政掠夺工具，其信用事业与信用机构相当不牢靠，这背离了纸币应有的经济职能，而更偏向于”政治职能“，由此，稳定而健康的信用机构与信用体系也是信用货币发展的必要条件。
二、货币发行方的历史变化
2.1货币发行方从私人货币向央行货币的转变
铸币权被认为是展现政府权力的根本性因素，政府透过它来展现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力。早期，政府并没有承担制造货币的任务，而是担保被用作货币的材料的重量和成色，即金、银和铜，并标明其真实的价值。在此阶段中，私人企业并不具备提供健全的铸币能力，提供统一的、容易辨认的铸币技术一直是一个重大的难题。同时，政府发现由自己来铸造货币不仅有益于社会，而且可以抽取用来支付铸造成本的费用，从而扩大收入。在揽过铸币权以后，我们可以说几乎所有的地方政府都在滥用人民的信赖而欺诈人民，这体现在当人们拿着金属块到政府的熔炉去铸造货币的时候，政府强行留住部分；在收回流通中的铸币重新铸造成金银行两较小却表明同样价值的硬币。
在中世纪时期，贸易的收缩导致了货币流通数量的减少。为了恢复贸易，欧洲地区的君主们争相减少铸币的分量和成色。最终，纸币的出现，让政府获得了一种更为廉价的欺骗人民的方法，政府使用了残暴的手段将这些劣币强加于人民。
政府垄断了纸币的发行，这极大的有助于政府权力的增长。我们假设，如果政府有权随自己的意愿创造任何数量的货币，并使人们接受之，这将有利于政府捍卫自己的权力。近些年来，政府之所以不断扩张，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其能够发行货币来弥补赤字。因此，我们认为，政府应当在人民认可的范围内发行货币，否则，这种权力将被剥夺。
纸币由多家私人银行发行，逐渐统一为中央银行发行。对于数字货币，目前由众多私人发行，但真正能成为货币的数字货币，最终将由中央银行发行，成为中心化的数字货币。类似比特币这类型的去中心化数字货币，未来可能演化为一种投资品（当前的数字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货币）。
2.1.1英格兰银行统一货币权
从17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20年代，各类银行券都在市面上流通，在伦敦地区，以英格兰银行券为主导。1826年，英国议会通过《银行合伙人法案》，表明英格兰银行在伦敦城外65英里的范围内享有唯一发行股份制银行券的特权，但是伦敦的私人银行仍可发行银行券；允许英格兰银行在英国各地设立分支行。该法案通过后，英国一些小型私人银行合并为股份制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迅速发展起来并发行了自己的银行券。此时的英国货币市场中，出现了英格兰银行券、私人银行发行的银行券和股份制银行券并行的情况。
直到20世纪初期，英格兰银行才最终统一发币权。1833年，英国议会通过一项新法案，规定英格兰银行券获得无限“法偿”资格，即法定货币，强制流通，必须接受，不得拒收。英格兰银行券也因此成为首个和唯一一个获得法定货币地位的银行券，在法律上地位等同于黄金。1844年7月，英国议会通过《银行特许法案》。该法案规定，凡是新设立的银行一律禁止发行银行券；在1844年前没有发行过银行券的银行，其发行额度受限制，已经发行的银行券仍可流通；凡发行银行券的银行在伦敦设立分行或同其他银行合并的，均丧失纸币发行权，并将此权利移交给英格兰银行。随着该法案的逐年实施，英国（仅限于英格兰和威尔士）多数银行都渐渐丧失了纸币发行权。到了1921年，实际有纸币发行权的就只有英格兰银行了。
最终，英格兰银行券成为英国的法定信用纸币，并延续使用至今。 1914年一战爆发后，为了给战争筹集资金，财政部发行了10先令和1英镑票据当做纸币在市场上流通。因而，在1921年后，市面上除了英格兰银行券，还有财政部票据。1928年，英国议会通过《通货和钞票法案》，在法律上确认了英格兰银行为全国货币发行的唯一机构。从此，英格兰银行券成为了英国纸币的唯一主宰，完成了纸币流通的大一统。1931年英国彻底脱离金本位后，英格兰银行券成为了“金本位接班人”，成为英国的法定信用纸币（仅靠政府信用背书，不可兑现），并延续使用至今。英国货币制度也转变为不可兑现的信用纸币制度。
2.1.2美元的统一
1787年，具有跨时代意义的美国宪法诞生，该宪法旨在建立一个由最初13个殖民地组成的共同市场与政治联盟，从法律层面确保了各州之间商品和生产要素的自有流动，并规定和限制了联盟政府的权力。尚未说明联邦政府独占发行银行执照与纸币的权力，由此各州银行在早期纷纷“占山为王”，发行自己的货币（即银行券），其价值取决于发钞行的声誉以及便利性等因素。
纵观历史，美国曾两次尝试创立联邦银行，需要注意的是，此时的银行并非真正的中央银行，仅是处理全国性银行业务的机构。
表3美国第一银行与美国第二银行概览
与州银行的冲突让美国央行体系发展进程不断受阻，这时南北战争成为了新的突破点。北方各州为融资军政费用，1863至1865年通过了《银行业法案》，建立了作为联邦政府新发型债务交易平台（二级市场）的联邦银行体系。该体系可以解决一些州银行发展的弊端，此外，为了管控银行风险，来确保银行的流动性与清偿性，该法案还要求对商业银行的资本金和资产质量进行严格的监管与信息披露，并实施了准备金制度。与此同时，美国成立了历史上第一家银行系统监管机构OOC，负责颁布国民银行执照，OOC监管职责明确。但此时在经济波动时货币供应仍缺乏弹性。
1865年后经济危机频发，直至1907年一些银行因投机而挤兑，银行业受损严重。最后国会要求国家货币委员会进行审查，也由此，经其提议，美联储诞生。
三、对数字货币未来的展望
上文我们总结了货币载体和货币发行方的历史变化，不难看出，货币载体的局限性，如交易便捷性、可携带性、交易手续费等问题，决定了货币将必然朝向脱离载体的方向发展。数字货币和纸币等劣币取代金银一类的良币作为货币载体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过程。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一旦货币数字化或虚拟化得到了共识，维护这种共识和追逐货币利益将必然体现了政治博弈。由政治阶层垄断数字货币发行、调控数字货币供给或许将成为数字货币所必然经历的过程。近些年来，央行对数字货币的探索为货币制度的变革带来了一些新的思考与实践，这些探索依然路途漫长，但也充满希望。而对于去中心化的数字货币来说，比如比特币、以太坊等，我们认为其更接近于投资品，而不是流通货币。
3.1央行数字货币的现状
我国的数字人民币CBDC，是由人民银行发行，由指定运营机构参与运营并向公众兑换，以广义账户体系为基础，支持银行账户松耦合功能，与纸钞和硬币等价，并具有价值特征和法偿性的可控匿名的支付工具。数字人民币相对于支付宝和微信支付来说，优势在于第一是双离线支付，即在网络信号不佳的时候也能满足正常的电子支付需求；第二是安全性更高，因为微信和支付宝背后的信用方是腾讯和阿里巴巴两家公司，而数字人民币则以央行的安全系统做背书；第三是多终端选择，微信和支付宝必须要求有网络的手机才能完成支付，而对于没有智能手机的人群，可以选择IC卡、功能机等硬件使用数字人民币。
日前，央行宣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研究所与香港金融管理局、泰国中央银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中央银行宣布联合发起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研究项目（m-CBDC Bridge），旨在探索央行数字货币在跨境支付中的应用。该项目已得到国际清算银行香港创新中心的支持。
中国央行正在深圳、苏州、雄安地区、成都四地试点数字人民币，此外，数字人民币也将在未来的冬奥场景进行内部封闭试点测试。2月6日，北京发放了数字人民币红包，每份红包金额200元；2月23日，微信公众号“成都发布“称，成都将预约发放总额4000万元的数字人民币消费红包。
3.2数字货币存在的问题
数字货币完全取代现钞后，央行通过数字系统可以实施完全的负利率货币政策，使货币政策突破ZLB（零利率下线）。对于普通人来说，存款可能出现负增长的趋势。如果人们持有纸币，在银行利率突破零利率下线的时候，尚可把钱取回家中，从而躲过资产负增长的情况。然而，当数字货币完全取代纸质货币的时候，人们将无奈面对资产的缩水。
从历史的角度，我们不难发现，货币的本质已经超越了经济属性，体现更强大的政治属性。未来的货币革命的障碍不在于经济与技术，而在于政治。政府通常采取超量发行货币的方式应对赤字的问题，这将导致通货膨胀，人们手中的钱越来越不值钱。各国针对数字货币的政治纷争会否给数字货币带来巨大的波动性将不得而知。
理想化的数字货币的真实价格绝对不变，可有效的避免通货膨胀的威胁，与商品服务价格只形成结构性相对变动。这样的货币才是真正的稳定币。然而实现这种理想化的数字货币将要突破政治阻碍形成共识，相互制约，建立储备金机制，支付结算机制，信用机制等目标。目前的数字人民币仅仅将现钞数字化并进行了跨境支付的技术尝试，数字货币要取代现钞依旧道阻且艰。
文献参考：
【1】刘子健，《东西方纸币产生条件的比较研究》，《中国钱币》，1994年4月
【2】王志军等，《欧美金融发展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
【3】钱学宁，《货币本质与数字货币解析》，《中国金融杂志》，2019年12月
【4】【英】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著，姚中秋译，《货币的非国家化》，新星出版社，2007年8月
【5】格物资本，《英国货币史：纸币的诞生和大一统》，2019年6月1日
【6】周永林，《从货币本质看数字货币未来》，《央行与货币》，2018年12月
数字货币对国家利益最重要的影响是
央行数字货币将给祖国带来哪些方面的利益，数字支付争做全球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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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3日·优质财经领域创作者
随着全球经济日益数字化，成功利用尖端金融技术（fintech）的国家将获得主要优势。新兴的金融科技-数字货币-有望在未来经济中发挥特别重要的作用。我国正在率先建立中央银行数字货币（CBDC），这很可能是第一个。如果成功实施数字人民币，它将为我国带来巨大的经济红利。
将在数字支付领域竞争
在过去的几年中，诸如数字支付平台之类的金融科技创新已使大型科技公司在我国经济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力。"加密货币"的兴起给我国带来了更多挑战。为了应对这些发展，我国已着手建立一个CBDC。新的数字人民币称为数字货币/电子支付（DCEP），其功能类似于数字现金，主要通过智能手机进行操作。如果成功的话，这可能是我国保持人民币在未来经济中竞争力的解决方案。
数字支付平台
近年来，我国已迅速朝着无现金经济迈进。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像阿里巴巴的支付宝和腾讯的微信支付这样的移动支付平台，它们就像数字钱包一样，允许用户在商店购买商品，支付账单并将资金转账给其他人。我国在采用移动支付技术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据普华永道（PricewaterhouseCoopers）的一项研究，2019年，中国有86％的人使用移动支付平台进行购物。这远远领先于泰国，后者拥有第二高的移动支付用户（67％），是全球支付用户的两倍多。平均（34％）。
移动支付用户比较
尽管数字支付平台有助于促进中国的商业发展，但它们已将中国的大部分资金投入了少数技术公司的手中。在2019年第四季度，阿里巴巴控制了中国移动支付市场的55.1％。腾讯控制了另外38.9％的份额，使二者有效地垄断了数万亿美元的移动支付业务。
这些大公司构成了"挑战和财务风险"。例如，其数字支付基础设施遭到黑客入侵或其他破坏，可能会导致严重的短期经济不稳定。政策制定者还担心，由于公民将钱放在数字钱包而不是银行账户中，这给商业银行的存款造成了压力，并使钱从传统的银行系统中流失了。
与现金从中央银行流向个人的方式几乎一样，DCEP将通过两级系统进行分配。中国人民银行将向商业银行发行数字货币，然后由商业银行向个人提供DCEP。随着新的数字人民币在数字支付生态系统中与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竞争，该系统可能有助于重新确立传统银行系统的作用。
加密货币
我国也担心加密货币。不同于第三方支付平台，后者是通过电子方式转移现有货币的渠道，而加密货币则是全新的数字货币，不受政府中央银行控制。自从2009年推出第一个加密货币比特币以来，已经出现了近5,400种新的加密货币。
比特币和大多数其他加密货币依赖于分布式分类账技术（即区块链），该技术使用户无需通过银行或其他第三方即可进行对等交易。交易是加密的，通常由分散的计算机网络（而不是单个授权机构）处理，从而为用户提供了显着的匿名性。同样，比特币和许多其他加密货币的价值不是由中央机构确定的，而是由市场确定的，这使它们作为投机资产具有吸引力，但导致价格波动很大。
我国对加密货币实行了严格的限制。2013年，中国政府出于对金融稳定性以及将比特币用于非法活动的可能性的担忧，限制了中国银行使用比特币作为货币。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以及其他国家已经采取了类似措施。我国于2017年再次制止禁令，禁止国内首次发行加密货币，这是限制新的加密货币上线的重要手段。
随着Facebook宣布新的加密货币天秤座，对加密货币的担忧在2019年再次受到关注。与比特币不同，天秤座将成为"稳定币"，这意味着它将被集中管理，其价值将与现有货币挂钩。预计这将使天秤座在进行购买时更加实用，而不是将其用作投机资产。我国很快开始担心，随着个人将资产转换为新的数字货币，对天秤座的大量需求可能导致资本外逃。还担心天秤座可能会挤走人民币在国际支付中的使用。
通过对人民币进行数字化，我国正在寻求抢占天秤座和其他可能挑战现状的数字货币。如果成功的话，新的数字人民币将为我国带来福音，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数字货币，同时维持我国货币权威。
关于央行数字货币
尽管尚未在全国范围内推出数字人民币，但在推出CBDC方面仍领先于其他主要国家。随着我国开始启动DCEP，消费者对数字支付平台的了解以及国家主导的经济结构将为其提供帮助。
截至2020年中，只有九个其他国家开始了CBDC试点项目，其中只有两个国家（瑞典和韩国）是经合组织的主要成员国。美国和其他十二个经合组织国家已开始研究CBDC，加拿大正在开发一个。
央行首先成立了一个小组，研究数字货币在2014年，并在2017年中国国务院颁布的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开始与商业银行合作设计的货币。中国人民银行还于2017年成立了数字货币研究所，领导了DCEP的开发工作。DCEP的"顶层设计"已经完成，并宣布将在成都，深圳，苏州和雄安进行初步试点项目。
2020年4月，DCEP试点项目在四个指定城市启动。例如，在苏州，一些政府工作人员被告知要为DCEP下载数字钱包应用程序。当时所谓的数字钱包图片在中国互联网上广泛流传。2020年5月，苏州的公务员开始以DCEP的形式获得交通补贴的有偿部分。
预计中国将在未来数月和数年内继续测试数字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建议我国计划在2022年冬季奥运会期间展示人民币。几家主要公司也正在计划使用新的数字货币。滴滴出行已与中国人民银行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最终可能允许滴滴的用户使用DCEP支付乘车费用。像麦当劳，星巴克和Subway这样的美国公司也将被纳入测试新数字货币的范围。
随着在全国范围内推出DCEP，鉴于消费者熟悉现有的移动支付平台，因此相对容易采用。移动支付从新颖性到广泛使用仅用了几年时间。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通过移动支付在中国易手的金额从2013年的11.7万亿元人民币（1.9万亿美元）增长到2019年的惊人的347.1万亿元人民币（51.8万亿美元）。
大型商业银行将作为连接中国人民银行与个人的重要中介。我国最大最重要的四家商业银行均为国有，这意味着它们与我国的政策重点紧密结合。这四家银行的员工已经在测试数字人民币，并用它来交易和支付账单。随着我国越来越接近在全国范围内采用DCEP，这些机构将在构建和维护数字货币运转的基础设施中发挥关键作用。
我国如何从数字货币中获益
如果我国能够推广DCEP的使用，它将在国内获得重大的经济利益。DCEP还可以帮助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这是我国的一项重要长期目标。
我国的计划是使DCEP最终取代流通中的大部分有形货币。这样做可以减少获得和维持有形现金供应的成本，这可以释放我国GDP的0.5％。但是，建立和保护允许DCEP起作用的基础结构相关的新成本预计会增加。
预计DCEP无需银行账户或互联网即可运行，这可以带来新的经济增长来源和更大的金融包容性机会。截至2017年，我国20％的成年人（2.25亿人）没有银行账户。DCEP可以为机构开辟新途径，为这些人提供借贷，储蓄和投资服务。此外，DCEP可以吸引新用户进入我国蓬勃发展的电子商务市场。到2020年，中国电子商务市场估计将成为世界最大市场，规模将近2.1万亿美元。这是远远超过两倍北美联合电子商务市场和欧洲大小的三倍以上。
全球电子商务市场细分（2020）
DCEP收集的数据还将使我国对经济状况的了解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从而使得能够制定更加灵活和量身定制的货币政策。使用可追溯的数字货币，可能会指定可以进行的特定购买类型。例如，如果政府仅在DCEP中直接向公民发放经济刺激金，它就可以将这笔钱专门用于住房和食品等必需品。
DCEP可以帮助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根据全球最大的国际电子支付系统全球银行间金融电信协会（SWIFT）的数据，到2020年7月，人民币仅用于所有国际支付的1.9％。相比之下，美元和欧元仅用于分别占交易的38.8％和36.5％。
多年来，我国一直在努力在国际支付领域建立更大的立足点。2015年10月，中国启动了跨境银行同业支付系统（CIPS），以替代SWIFT。如果中国能够成功地建立一种以数字人民币为中心的新的国际支付体系，我国可能会获得促进国际使用其货币的新途径。为此可以分享技术专长，以帮助其他国家构建自己的数字货币，并建立可与DCEP互操作的数字货币网络。
有了适当的国际支付基础设施，中国可以通过将DCEP纳入各种形式的经济活动来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例如，我国可以以数字人民币的形式向其他国家提供财政援助。它还可以推动将DCEP纳入与"一带一路"倡议项目和双边贸易有关的跨境支付中。我国已经开始在与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双边贸易中推动使用人民币而不是美元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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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万日籍华人被遣返回国，失去了中国国籍，他们该何去何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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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岚爸爸
优质历史领域创作者
说起来有点奇怪，毛主席在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以前，竟然没有出过国，就连距离我们最近的苏联都没有去过！而我们发现毛主席周围的伟人们诸如周总理、邓公等时，发现其实他们或多或少有过海外留学的人生经历。但是，他们也都愿意团结在毛主席的周围。实际上，毛主席早年也确实是有机会出国的，但是，可能是想对中国“
鲸飞九八
马云并不是无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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