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国家汇率风险(东南亚国家的汇率)
本文目录
港元汇率的制定
2024年5月18日,香港金融管理局宣布对特别行政区的汇率安排做出历史性转变。即日起,港币交易正式启动对美元的“双向限制”挂钩机制。
简单的说,港币采取的是典型的挂钩汇率安排,这意味着两个方面:其一,挂钩汇率。港币与美元的交易汇率是固定的,香港金管局随时准备按照该固定汇率不受数量限制地卖出买入外汇;其二,进口利率。金管局不执行独立的货币政策,因此香港货币基础始终以外汇储备为支持,港币与离岸美元利率完全相同。
但在实际操作中,港币在两个重要方面偏离了典型的做法。首先,香港本地货币利率并非始终与美元相同;在过去两年中,三个月期香港同业拆借利率(HIBOR)大大偏离美元的伦敦同业拆借利率(LIBOR)。自1998年以来,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短期HIBOR与LIBOR之间存在显著的利差,也是本地利率首次持续低于海外美元利率。
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港币实际上并未完全钉住美元——这在全球挂钩汇率安排中几乎独一无二。事实上,香港金管局今年5月前一直维持所谓“单向挂钩”机制,汇率“封顶”固定在78港元∶1美元的“基准”水平。这就是说,金管局会自动干预市场,卖出美元以避免港元贬值超过这一水平;但金管局在另一方向上则有较多的自由处置权,这意味着港币可对美元升值。
港币也的确经常升值。过去15年的平均汇率更接近776港元∶1美元,略高于官方的兑换基准。事实上,金管局只是在1998年后才将汇率保持在基准兑换率左右。
因此,港币的汇率制度实质上既有挂钩,也有浮动。为什么会做出这种安排呢?一般认为,这有助于增强对港币的信心。如果你知道港币对美元汇率绝对不会贬值到78∶1之下,而且有可能升值(事实上,金管局的政策也的确使港币汇率不时略高于基准水平),那你就更有可能持有港币资产。
这样做有什么不妥吗?反对的观点认为,这给香港货币体系带来过多的波动;如果港币能在基准汇率以上波动,就仍然会有投机性资本流入和流出,利率也会上下波动。为了避免这种情形,最好的做法是转向全面的双向限制挂钩政策。
在过去2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这纯粹是一个学术辩论的问题。港币汇率在平均汇率上下的波动幅度从未超过07%,而且本地利率除在亚洲金融危机期外也从未大幅偏离离岸美元利率。
但现在不再是这样了。自2024年以来,香港利率大大低于美国的水平,流入(和流出)香港的资金有更多的波动性。这使得关于该问题的辩论不再仅限于学术探讨。为了使香港利率水平恢复正常并避免投机资金大量充斥市场,填补货币体系的漏洞,转向严格控制在78港元∶1美元左右的双向限制挂钩政策,不失为明智之举。
现在我们转到最重要的问题——这样做能取得成效吗?我们认为这是可能的,但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考虑一下目前的市场状况:在5月18日之前的一周,三个月期HIBOR利率平均在每年220%,比三个月期美元LIBOR利率(326%)约低100个基本点。这意味着市场预期港币将在未来三个月内对美元升值025%,从7798港元∶1美元上升到7791港元∶1美元。
采取双向限制后这就不大会发生了——的确,过去两周内短期HIBOR利率已经上升到与美元LIBOR相同的水平。我们预计港币未来的利率波动将减少,投机资本的流量也将减少。
不过,这个结论有个需要注意的因素。导致近来香港HIBOR利差的主要推动因素实际上并不是大量资金“流入”香港,而是对人民币汇率的投机。如果大量资金可能在审视人民币采取调整举措后马上退出港币市场,那金管局即使收紧对港元汇率的控制,也可能对利差无法产生实际影响。
港币采用完全的双向限制挂钩非常明智,这将给市场带来更高的透明度和可预期性。从近期看,这也会使港币利率更接近美元的水平。但同时,不要低估对人民币的投机对香港市场的影响。
港币是不是还同美金挂钩美金跌,港币也跟着跌
中国香港联系汇率制度
中国香港联系汇率制度指港元与其他货币采取固定汇率的制度,现与美元挂勾。
历史
港元与其他货币挂勾的制度其实由来已久,自民国至1935年12月行银本位制与中国银元保持在稳定水平,港元于1935年12月至1972年6月期间,曾经与英镑挂勾,1935年12月至1967年11月间,1英镑可兑16港元,1967年11月至1972年6月,1英镑则可兑1455港元。1972年7月至1974年11月,则与美元挂勾,之后曾自由浮动。
1980年代初,中国香港出现前途问题,加上中国香港股市出现股灾,市民对港元信心出现动摇,港元不断贬值。1983年9月,出现港元危机,港元兑美元跌至96港元兑1美元的历史低点。为挽救中国香港金融体系,中国香港于1983年10月15日公布联系汇率制度,港元再与美元挂勾,汇率定为78港元兑1美元。此后稳定下来,联系汇率制度一直实行至今。
联系汇率制度依赖中国香港庞大的外汇储备支持。
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期间,港元曾受到以索罗斯为首的国际投资者大手买卖而造成汇价大幅波动,其后中国香港金融管理局决定投放资金稳定汇价,令78港元兑1美元的汇率才可继续维持。
[编辑]利弊
中国香港是一个城市而非国家,经济自由度高,属开放性经济体系,联系汇率有助稳定中国香港经济,减低外国经济及汇率上的波动对中国香港做成的冲击,亦可减低与中国香港从事贸易及外国投资者在中国香港投资的汇率风险;由于中国香港的原材料、食品与消费品等,大部分依赖入口,联系汇率亦可稳定中国香港的物价。但联系汇率令中国香港需要跟随美国调整利率,经济体系因而较被动,未能发挥以利率调节经济与通货膨胀/收缩的作用。
资料来自: zh/zh-/香港联系汇率制度
--------------------------------------------------------------------------------------------------
联系汇率制
联系汇率制(Currency board,简称:联汇,又译作:货币发行局制度、钞票局、货币局制度、货币发行板、货币发行局机制、货币局安排、)是固定汇率制的一种,即将本币与某特定外币的汇率固定下来,并严格按照既定兑换比例,使货币发行量随外汇存储量联动的货币制度。如果所联系的货币是美元,也可称作「美元化制度(dollarization)」。
历史
十九世纪末,英国为殖民地提出并设立了联系汇率制。中国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而采用此汇率制度,与英镑联系,1972年取消,1983年再度启用,与美元联系,78港元兑1美元。
比较典型的例子有阿根廷比索对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和保加利亚列弗对西德马克(如今为欧元)的联系汇率制。
[编辑]特点
1对本币汇率稳定的更强承诺和更小的逆转可能
[编辑]优点
1稳定了币值,降低了市场的交易费用
[编辑]缺陷
联系汇率制被认为在金融危机到来时非常脆弱,例如:阿根廷在经济危机的持续动荡中放弃了联系汇率制,大幅下调了官方汇率,并引进了双重汇率制。
中央银行采用联系汇率制,无法发挥最终贷款人的作用,不能通过放宽货币政策提供流动性,也不能直接融资来支援陷入问题的商业银行,实际上把货币政策的决策权让给了所联系货币的管理当局。
联系美元的情况下,经济美元化,中央银行损失本币发行、本币需求增长和本币存量利息这三项铸币税收入。
[编辑]中国的准联系汇率制
中国前总理借鉴国际上的联系汇率制,提出一个以直接成交的指数为锚确定人民币汇率的方式,对经济的稳定发展效果显著。
资料来自: zh/zh-/联系汇率制
2009-11-29 23:31:45补充:
亚洲金融风暴
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于1997年7月至10月,由泰国开始,之后进一步影响了邻近亚洲国家的货币、股票市场和其它的资产价值。此危机另一名称是亚洲金融风暴(常见于中国香港及台湾)。
受影响国家
印尼、南韩和泰国是受此金融风暴波及最严重的国家。寮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中国香港也被波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新加坡受影响程度相对较轻(中国在此次金融风暴前实行宏观调控,并因市场尚未完全开放,使损失得到减少),而台湾在表面上没受影响,但伤害是被延后,因此台湾在2001前后面临「本土型金融风暴」的威胁。但是日本处在泡沫经济崩溃后自身的长期经济困境中,受到此金融风暴的影响并不大。
[编辑]经过
2009-11-29 23:32:45补充:
1994年底,人民币大幅贬值45%,各国资金开始涌入中国投资,东亚诸国资金开始失血。
[编辑]东南亚
1997年,泰国经济疲弱,许多东南亚国家如泰国、马来西亚和韩国等长期依赖中短期外资贷款维持国际收支平衡,汇率偏高并大多维持与美元或一篮子货币的固定或联系汇率,这给国际投机资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捕猎机会。由美国知名炒家索罗斯主导的量子基金乘势进军泰国,从大量卖空泰铢开始,迫使泰国放弃维持已久的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而实行自由浮动,从而引发了一场泰国金融市场前所未有的危机。之后危机很快波及到所有东南亚实行货币自由兑换的国家和地区,中国香港的港元便成为亚洲最贵的货币。
[编辑]中国香港
2009-11-29 23:33:12补充:
1997年10月,当索罗斯利用资金横扫东南亚后,索罗斯带领的国际炒家将目光投向了中国香港。虽然中国香港基本没有当时泰国那么糟糕,但是房地产和股市泡沫也不少,最后琼斯及索罗斯选定中国香港作为第二波冲击的主战场,他们认为维持住联系汇率制度的成本高昂,认定中国香港特区挺不过去,所以便开始积极研究,很快便发动攻势。1997年11月,对冲基金开始了对港币长达十几个月的进攻。宏观对冲基金在汇市、股市、期市联动造市,全方位发动对港元的立体式袭击:首先大量沽空港元现汇换美元,同时卖空港元期货,然后在股市抛空港股现货,此前后在恒生指数期货市场大量沽售期指合约。但在中国香港特区的抵抗下,三次进攻均未摧毁港元。
2009-11-29 23:33:54补充:
1997年,中国香港在狙击索罗斯的金融攻击时,首先动用了900亿储备中的150亿美金,导致索罗斯在中国香港战场直接损失超过20亿美元,间接损失约150亿美元。
2009-11-29 23:34:15补充:
1998年8月5日,在美国股市大跌、日元汇率重挫的配合下,对冲基金开始对港元发动第四次冲击。一场几乎使中国香港金融市场和联系汇率制度陷于崩溃的战役就此打响。量子基金和老虎基金发动攻势,开始炒卖港元,首先向银行借来大量港元在市场上抛售,换来美元借出以赚取利息,同时大量卖空港股期货。前者会使利率急升,导致股市下跌,从而在期货市场获利;
2009-11-29 23:34:36补充:
同时一旦港元下跌,他们也可以同时在外汇市场获利,可谓一石二鸟。中国香港特区把息率大幅调高,隔夜拆息一度高达300%,并动用外汇储备近1200亿港元(约150亿美元)大量购入港股,结果炒家在8月28日期货结算日被迫以高价平仓,损失严重,加上在俄国和马来西亚同时受挫,最终炒家撤退。在此一役,中国香港动用了大量外汇储备投入股市,一度占有港股7%的市值,更成为部分公司的大股东,一旦股市下挫联系汇率将有可能崩溃。所以到1999年11月,港府把购买的港股以盈富基金上市,分批售回市场。
2009-11-29 23:34:54补充:
[编辑]影响
此危机迫使除了港币之外的所有东南亚主要货币在短期内急剧贬值,东南亚各国货币体系和股市的崩溃,以及由此引发的大批外资撤逃和国内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给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
资料来自: zh/zh-/亚洲金融风暴,
更新1:补充:为何港府不要解除这个挂钩呢他们有打算这样做吗人民币去年已经这样做了看着我的港币一直贬值,好心痛
,无错,港币仍是与美元挂钩,美元升,港币跟着升,美元跌,港币跟着跌。US$1= HK$775至 HK$785,如果超出这范围,金管局便会有行动令其回至这范围。在可见的将来,应该不会解除挂钩。人民币只是改为与一篮子货币挂钩而非自由浮动。升值有升值的好处,贬值有贬值的好处。贬了值,外地及内地人来港旅游消费会平宜了,相对到其他地方旅游消费,开支会少了,这样他们会较愿意来港旅游消费,有利中国香港的经济。持有非港币/美元资产者(如投资于非美元地区的基金及人民币债券),其资产折算为港币也会升了。
,是,
例:港圆对人民币越来越少,是呀,港元和美元有联系汇率,
美元跌,港元会跟随一起跌
2008-01-15 03:37:47补充:
港府不会解除这个挂钩的啦!!!和美元挂钩是为了令港币稳定,令国际对中国香港这个小小地方的货币建立信心其实金融风暴之后,如果港府愿意将港元和美元脱钩的话,中国香港的复苏会比现在快好几倍,只要港元好像泰国币一样一下子被眨下去,就会吸引大量外资来中国香港,苦日子很快会过去,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事,但港府宁愿牺牲经济复苏的节奏都不要脱钩,就知道他们对联汇有多执著了!!和那时的情况相比,港元兑人民币眨值只不过是个小事吧~,
谁能帮我解释下东南亚金融危机
1.当时东南亚经济的状况,就是泡沫过高,因此,通过戳破泡沫造成崩溃赚钱,比继续在极高的水平推高股价,要容易的多,也赚的更多。
所以,当时索罗斯为首的国际对冲基金,选择的是通过打垮这些经济体来赚钱。
2.有一次郎咸平在电视上说:“国际机构采用的手法,是目前(中国人)根本想象不到的,非常复杂。”
他说的虽然有点故弄玄虚,但是有道理的。
索罗斯为了这场战役,是提前准备了很久的;而且,他所做的并不只是卖掉股票而已。
他们之前就会通过一些资金流动的方式,在市场上造成恐慌和混乱情绪;经济的动荡导致政府不能维持当前的金融系统,从而造成股市崩溃和外汇体系的倒塌。
这个时候,索罗斯们在半年、甚至一年前前就预备好的各类股票、外汇市场的期权开始生效,这也是他们收割果实的时候。
由于他们之前持有的都是看跌股市和汇率的期权,因此,他们所做的事情,就是想尽办法打击股市和汇率。
这些国家现在还有可能再遭受金融危机吗?
呵呵,套用现在比较流行的一句话,也算支持一下国有品牌——“一切皆有可能”。
对冲基金的目的,就是在全世界各个角落寻找可以攻击和赚钱的目标;只要一个经济体有机可趁,他们就会疯狂进攻。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坚持持有看似过剩的巨额外汇储备;并对所谓的“热钱”异常谨慎的原因之一。
东南亚经济风暴具体情况
1997年6月,一场金融危机在亚洲爆发,这场危机的发展过程十分复杂。到1998年年底,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97年6月至12月;1998年1月至1998年7月;1998年7月到年底。
第一阶段:1997年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引发了一场遍及东南亚的金融风暴。当天,泰铢兑换美元的汇率下降了17%,外汇及其他金融市场一片混乱。在泰铢波动的影响下,菲律宾比索、印度尼西亚盾、马来西亚林吉特相继成为国际炒家的攻击对象。8月,马来西亚放弃保卫林吉特的努力。一向坚挺的新加坡元也受到冲击。印尼虽是受“传染”最晚的国家,但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10月下旬,国际炒家移师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矛头直指香港联系汇率制。台湾当局突然弃守新台币汇率,一天贬值3.46%,加大了对港币和香港股市的压力。10月23日,香港恒生指数大跌1 211.47点;28日,下跌1 621.80点,跌破9 000点大关。面对国际金融炒家的猛烈进攻,香港特区政府重申不会改变现行汇率制度,恒生指数上扬,再上万点大关。接着,11月中旬,东亚的韩国也爆发金融风暴,17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跌至创纪录的1 008∶1。21日,韩国政府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暂时控制了危机。但到了12月13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又降至1 737.60∶1。韩元危机也冲击了在韩国有大量投资的日本金融业。1997年下半年日本的一系列银行和证券公司相继破产。于是,东南亚金融风暴演变为亚洲金融危机。
第二阶段:1998年初,印尼金融风暴再起,面对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印尼开出的药方未能取得预期效果。2月11日,印尼政府宣布将实行印尼盾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的联系汇率制,以稳定印尼盾。此举遭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美国、西欧的一致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扬言将撤回对印尼的援助。印尼陷入政治经济大危机。2月16日,印尼盾同美元比价跌破10 000∶1。受其影响,东南亚汇市再起波澜,新元、马币、泰铢、菲律宾比索等纷纷下跌。直到4月8日印尼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一份新的经济改革方案达成协议,东南亚汇市才暂告平静。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得与之关系密切的日本经济陷入困境。日元汇率从1997年6月底的115日元兑1美元跌至1998年4月初的133日元兑1美元;5、6月间,日元汇率一路下跌,一度接近150日元兑1美元的关口。随着日元的大幅贬值,国际金融形势更加不明朗,亚洲金融危机继续深化。
第三阶段:1998年8月初,乘美国股市动荡、日元汇率持续下跌之际,国际炒家对香港发动新一轮进攻。恒生指数一直跌至6 600多点。香港特区政府予以回击,金融管理局动用外汇基金进入股市和期货市场,吸纳国际炒家抛售的港币,将汇市稳定在7.75港元兑换1美元的水平上。经过近一个月的苦斗,使国际炒家损失惨重,无法再次实现把香港作为“超级提款机”的企图。国际炒家在香港失利的同时,在俄罗斯更遭惨败。俄罗斯中央银行8月17日宣布年内将卢布兑换美元汇率的浮动幅度扩大到6.0~9.5∶1,并推迟偿还外债及暂停国债券交易。9月2日,卢布贬值70%。这都使俄罗斯股市、汇市急剧下跌,引发金融危机乃至经济、政治危机。俄罗斯政策的突变,使得在俄罗斯股市投下巨额资金的国际炒家大伤元气,并带动了美欧国家股市的汇市的全面剧烈波动。如果说在此之前亚洲金融危机还是区域性的,那么,俄罗斯金融危机的爆发,则说明亚洲金融危机已经超出了区域性范围,具有了全球性的意义。到1998年底,俄罗斯经济仍没有摆脱困境。1999年,金融危机结束。
1997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有多方面的原因,我国学者一般认为可以分为直接触发因素、内在基础因素和世界经济因素等几个方面。
直接触发因素包括:(1)国际金融市场上游资的冲击。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大约有7万亿美元的流动国际资本。国际炒家一旦发现在哪个国家或地区有利可图,马上会通过炒作冲击该国或地区的货币,以在短期内获取暴利。(2)亚洲一些国家的外汇政策不当。它们为了吸引外资,一方面保持固定汇率,一方面又扩大金融自由化,给国际炒家提供了可乘之机。如泰国就在本国金融体系没有理顺之前,于1992年取消了对资本市场的管制,使短期资金的流动畅通无阻,为外国炒家炒作泰铢提供了条件。(3)为了维持固定汇率制,这些国家长期动用外汇储备来弥补逆差,导致外债的增加。(4)这些国家的外债结构不合理。在中期、短期债务较多的情况下,一旦外资流出超过外资流入,而本国的外汇储备又不足以弥补其不足,这个国家的货币贬值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内在基础性因素包括:(1)透支性经济高增长和不良资产的膨胀。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望。当高速增长的条件变得不够充足时,为了继续保持速度,这些国家转向靠借外债来维护经济增长。但由于经济发展的不顺利,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亚洲有些国家已不具备还债能力。在东南亚国家,房地产吹起的泡沫换来的只是银行贷款的坏账和呆账;至于韩国,由于大企业从银行获得资金过于容易,造成一旦企业状况不佳,不良资产立即膨胀的状况。不良资产的大量存在,又反过来影响了投资者的信心。(2)市场体制发育不成熟。一是政府在资源配置上干预过度,特别是干预金融系统的贷款投向和项目;另一个是金融体制特别是监管体制不完善。(3)“出口替代”型模式的缺陷。“出口替代”型模式是亚洲不少国家经济成功的重要原因。但这种模式也存在着三方面的不足:一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生产成本会提高,出口会受到抑制,引起这些国家国际收支的不平衡;二是当这一出口导向战略成为众多国家的发展战略时,会形成它们之间的相互挤压;三是产品的阶梯性进步是继续实行出口替代的必备条件,仅靠资源的廉价优势是无法保持竞争力的。亚洲这些国家在实现了高速增长之后,没有解决上述问题。
世界经济因素主要包括:(1)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各地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但由此而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如民族国家间利益冲撞加剧,资本流动能力增强,防范危机的难度加大等。(2)不合理的国际分工、贸易和货币体制,对第三世界国家不利。在生产领域,仍然是发达国家生产高技术产品和高新技术本身,产品的技术含量逐级向欠发达、不发达国家下降,最不发达国家只能做装配工作和生产初级产品。在交换领域,发达国家能用低价购买初级产品和垄断高价推销自己的产品。在国际金融和货币领域,整个全球金融体系和制度也有利于金融大国。
这次金融危机影响极其深远,它暴露了一些亚洲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仅是坏事,也是好事,这为推动亚洲发展中国家深化改革,调整产业结构,健全宏观管理提供了一个契机。由于改革与调整的任务十分艰巨,这些国家的经济全面复苏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但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成长的基本因素仍然存在,经过克服内外困难,亚洲经济形势的好转和进一步发展是大有希望的。
发生在1997 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是继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大危机之后,对世界经济有深远影响的又一重大事件。这次金融危机反映了世界和各国的金融体系存在着严重缺陷,包括许多被人们认为是经过历史发展选择的比较成熟的金融体制和经济运行方式,在这次金融危机中都暴露出许许多多的问题,需要进行反思。这次金融危机给我们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提出了要建立新的金融法则和组织形式的问题。本书试图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本书研究的中心问题是如何解脱本世纪初货币制度改革以后在不兑现的纸币本位制条件下各国形成的货币供应体制和企业之间在新形势下形成的债务衍生机制带来的几个世纪性的经济难题,包括:(1)企业债务重负,银行坏账丛生,金融和债务危机频繁;(2)社会货币供应过多,银行业务过重,宏观调控难度加大;(3)政府税收困难,财政危机与金融危机相拌;(4)通货膨胀缠绕着社会经济,泡沫经济时有发生,经济波动频繁,经济增长经常受阻;(5)企业资金不足带来经营困难,提高了破产和倒闭率,企业兼并活动频繁,降低了企业的稳定性,增加了失业,不利于经济增长和社会的稳定。(6)不平等的国际货币关系给世界大多数国家带来重负并造成许许多多国际经济问题。以上问题最深层的原因,是货币制度的不完善和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企业之间交易活动产生的新机制未被人们充分认识。本书的思路是,建立一种权威性的企业交易结算的中介系统——国家企业交易中介结算系统,解脱企业之间的债务链,消除企业和银行坏账产生的基础,以避免债务和金融危机的发生,并减少通货膨胀和泡沫经济的危害,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在这个创新过程中,还会产生国家税收和财政支出方式的创新,减少财政赤字的发生。同时,还会产生企业制度的创新,减少企业的破产倒闭和兼并现象,增强企业的稳定性。并且,还将对国际结算方式进行创新,对国际货币的使用进行改革。这个过程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的治理,而是对纸币制度所存在的严重缺陷的修正,是对货币供应和流通体制的创新,是金融体制的重大变革,并且,这种变革带来经济运行机制的诸多方面的调整。
亚洲金融风暴对经济的直接影响
1.股市价值下滑2成至5成
由1997年10月至1998年10月间,亚洲各国及地区,除了中国外,都面对股市的大幅下跌。日本及台湾下跌约2成,余下的地方都超过4成;马来西亚更下跌超过5成。在短短期间,各国及地方都损失四成多的资产,情况实在令人惊心。
2.汇市价值亦出现贬值
经过金融风暴,各国及地方的币值都相继下调。四小龙,除香港维持联系汇率免去贬值可能性外,其余亚洲国家及地区的货币〔中国除外〕有30%至80%的贬值。印尼的贬值更高达340%。这些都对整体资产价值做成庞大的打击。
3.贬值后出入口不升反跌
有些政策人士,特别是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认为贬值会有助于出入口的竞争力,刺激经济复苏。但事实却刚巧相反,1998年的预测,除了印度外,其余各国和地区都出现负增长。出口下跌的估计达5%至10%。而入口更出现大幅减少。除了台湾和香港只下跌6%至10%,其余下跌超过12%以上;泰国和印尼更大幅减少3成。显示贬值不一定可以增加出口,减少入口也只能延缓而已。
4.经济前景都出现相当负增长
结果,亚洲各国和地区的经济由高速增长突然转为负增长。除中、印、台外,余无一幸免。韩、马、泰估计负增长6%-8%;印尼则出现可能18%的大幅负增长。
5.失业情况急趋恶劣
当整体经济呈现负增长时,失业问题肯定急趋恶劣;所有受金融风暴影响的国家及地区,失业率都较前一年增加一倍以上。表5显示除台湾及新加坡能维持低于4%以外,余下都超过5%;韩国、菲律宾及印尼等地被估计其失业率急升10%以上。
6.工资下降、楼价下跌
由于失业人员大增,造成劳工市场供大于求。企业雇主乘机调低工资,减少成本。例如香港的工资普遍下调1-2成。同时,因消费力减弱,销售市场欠佳,用者无法负担高昂楼价或租金。造成楼价及租金也下跌。香港的情况尤为厉害,楼价下跌达3成。
亚洲金融风暴对社会保障的直接影响
1.社会保障基金投资回报遭受大损
退休保障,特别是个人帐户形式的公积金制度,积累庞大的社保基金;有关当局必须想法投资以保值增值。但投资往往带有极大风险,特别是投资于股票及汇率市场,价值涨落波幅很大。这次亚洲金融风暴的出现,导致股市汇市相继大幅下调,将令很多社保基金损失惨重。这里尝试看看香港情况。
由于香港已决意发展强制私营公积金,这里将分析对其可能影响。首先,我们发现全球性的金融风暴差不多每十年发生一次。投资回报须以周期性来分析,不能断章由某高峰期来估算。例如上一次股灾是1987年,便不适宜用1983年来估算,应从股灾后起投资至另一次大股灾如97年为一周期,才能较准确估算投资的真正确实的回报。
就现时强积金草案纵容高风险投资策略,容许以百分之百资产投资于股票市场,即使以最后一年才以百分之百资产投入股票市场,并只以现时香港的金融风暴的影响来计算(若用东南亚情况计算,灾害更大),一旦出现问题,非同小可。
在过去十年投资周期,香港私营的整体退休基金的周期年均回报率,粗估只有6%(假设股票损失3成)。这估算低于年均通胀率8.8%。换言之,强积金草案的高风险投资策略易受金融风暴摧残。
强积金办事处回应1997年投资回报只损失7%;但参考香港上市公司10大家族的资产变化,即可见1997年大多损失30%至50%不等,可见笔者的估计准确可信。换言之,私营强积金的高风险的投资策略不能抵受金融风暴的打击,导致市民极大损失。
若以土地基金的稳重投资策略(即30%股票40%债股和30%银行现金),即使遇到相同金融风暴的负面影响,1988至1997的周期年均回报率粗估有9.5%(假设股票损失30%)。换言之,对比年均通胀8.8%,仍能保值及些少增值。但据最新1998年6月底结算,土地基金的投资也难以保值。可见亚洲金融风暴的杀伤力。相信现时亚洲大多数采用公积金制度的国家,其基金的损失会是惨重的,将严重削弱回馈能力。
2.失业人数增加,供款缴费雇员减少
由于亚洲金融风暴导致失业率急剧趋升,大部分国家的失业率达10%。这表示有1/10的雇员不能供款缴费,而其雇主供费缴费部分,亦相应损失。那么供款缴费总金额肯定损失了那年度的1/10基金。假若这些情况延续3年,情况将更为恶劣。因为大部分国家的估算很少预测失业率达10%以上的,这将造成整个社会保障基金的精算测算出现偏差,甚至影响其财政稳健性。
3.工资下降,供款缴费金额减少
避过失业的雇员很可能会遭雇主减压工资。因经济不景,失业大军增长,雇主会趁机减工资,以降成本,增利润。当工资下降,自然在供款缴费率不变情况下,雇员雇主双方的缴费金额数目相应减少,导致社会保险总金额也会下降。当然这会影响其财政稳健性。
4.企业困难增多,撇帐和不缴费上升
由于经济不景,很多企业会出现倒闭、裁员、减薪或迁离。结果企业负责供款缴费部分减少。另有些企业勉强维持运作,但难以兼顾雇员福利,于是剥减员工福利。首当其冲当然是社会保障利益:志愿性质的企业退休金,医疗保险等会取消或削减;国家立法规定的社会保障计划,也不一定能应付;不能供款缴费比率会相应增加,直接影响社保基金的财政稳健性。
5.失业人数增加,失业保险及社会援助财政负担加重
由于失业人数增加,自然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增多,直接加重失业保险金的支出,导致财政负担加大。另由于失业保险金一般只提供6个月至1年的保障,领取完毕后仍在失业的只能转向领取社会援助金。西方国家例子可见一斑;如英国和荷兰,失业人士领取社会援助金占其总数的4成至6成。现时香港失业人士领取社会援助占社会援助个案总数超过10%,正在走向西方情况。这造成政府财政重担。
亚洲金融风暴对社会保障发展的启示
1.社保基金不宜投资股市
从上表1至表6的分析结果,投资股市的风险是极高的。即使依国际惯例限制少于30%投资于股市,其后果一如香港土地基金,难以抵御金融风暴,要蒙受损失。故社保基金不宜投资股市。近期美国秘密式的对冲基金的违规做法,亦暴露其缺点及风险,损失过千亿美元,产生国际银行体系的连锁影响,导致美国政府也介入干预及挽救。相信,若没有其他更好的监管方法,这类隐蔽式的危险投机团体,还会是无日无之,在背后操纵金融市场。对于以社会保障为目标的社保基金,实不宜冒这些风险,以免伤及受保人士的福利。
2.社保基金宜投入社会服务及基本建设,可保值及创造就业机会
社保基金不投资股市,可转移投入社会服务及基本建设。不但稳健,而且有很大的界外经济效益。现时很多亚洲国家,尚未依政策规划,提供足够的服务,满足不同对象的需要。因此,可以借此机会,增加发展社会服务速度,满足社会需要,从而可即时创造就业机会,聘请人手,提供服务。
投资发展社会服务来增加就业机会的最大好处是它能为很多低技术的中年人士,提供就业机会。在一般情况下,低技术的中年人士,不论男女,都是较难与年青有技能的人士,竞争就业机会。同时,这些上年纪的人士亦较难接受技术培训,较难提升技能。但社区服务,如个人照顾、家务助理、家居维修等便民服务,是颇适合中年非技术人士来但任的。因此,这些社会服务的设立是很有必要的。
在较高层面来看,社会服务的发展如公共房屋、教育及医疗等将更大规模创造就业机会,解决失业,减少贫困。下面以香港情况来说明论点。
现时轮候公屋人士超过15万份申请表。假若香港特区政府能坚持每年兴建5万个公屋单位,将大大减少轮候人数,缩短轮候时间;且能满足未来香港人口的增长,达至800万人。除了较快地满足住屋需要外,其创造就业机会及功能效果是显著的。建造公屋可为建造业带来生意,聘请建造业工人;入伙时,住客需要装修设计,增设家用电器、家什杂物等,产生连锁性的经济效益,使整个销售业、百货业兴旺,自然增加就业机会。在公屋户区内的大型商场会增加零售业的发展。
同样,为了改善教育质素,有必要修建和加建现时的中小学。现时的教职员办公室是非常挤迫,难以发挥老师辅导学生的能力。现时师生比例太大,有减少每班学生人数的需要,以增加老师对学生的关顾。
同样,改善医疗设施也发挥相同的效果。现时报章常有报导医院病床不足,常要加设帆布床;医院人手不足,特别是护士及护理人员等。这些都有必要增加分区医院,招聘更多医护人员,以维持及改善服务质量。加建医院,增设医学科技设备,加聘人手等,将有助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因此,发展整体社会服务,不但能改善社会工作服务、教育、房屋和医疗的设施和服务,更好地满足市民的需要,也会带来更多就业机会。
也许政策制订者会问:究竟投资入社会服务建设可带来什么经济效益?且以北京的“经济适用住房”建设为例来分析。“经济适用住房”的供应对象是城市的中低收入家庭,希望他们靠自己的经济收入,用10到20年时间,拿出20%到30%的家庭收入,买下这样的一套房。且以北京近郊区县近北京地段:每平方米2000元到4000元可买商品房。若以1997年北京市政府规定的购房成本价,城近郊区为每建筑平方米1450元左右。以一间50平方米小房计算,造价是72500元。若分25年期付款,每月平均要供240元,这供款如同交租,占现时三人家庭平均入息1200元的20%。若订在25%,中下层人士每月供300元,那么有60元或20%的利润。可见投资社会服务基本建设是可保值增值的,还可带来相关社会经济效益。
3.应以基本保障为主,维持低水平的社保金额
由于亚洲金融风暴导致股市市值下调,相信不少社保基金损失两成以上。甚者,更会影响基金财务健全性。因此,社会保障金额水平应维持于低水平和保障基本需要为主;不宜过分扩展,来保障社会中产阶层人士。这样会使社保基金保持稳健,即使受金融风暴打击,亦能保证融资充裕,有足够基金提供社保金给予基本需要人士。换言之,在世界金融体系未完成改革之前,甚或改革之后,仍恐怕会有很多隐蔽组织如长期资本管理对冲基金等趁机炒卖,应把“维持低水平社保金额以保障基本需要为主”的政策订为长期国策,不宜修改。即使国家经济蓬勃发展,也不宜提高保障金额水平。一则可避免如金融风暴的突如其来的破坏,同时可采用丰富资源用在社会服务式的社会保障,三则更可维持市民工作动力,不因社保金额水平过高而挫伤劳动积极性。
4.不应设立失业保险,造成财政负担
应否设立失业保险常常成为改策的争议。但经亚洲金融风暴一役,其后遗症显然导致大量失业。除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台湾仍可维持失业率在5%以下外,其他国家和地区大都接近10%或以上。试问要为这么庞大的失业大军提供基本的失业保险金,所花费的财政将会是天文数字。一下子要拿出这笔金额,将会对已备受冲击的经济不景下的政府财政造成沉重负担。因此,制订稳健的社会保障政策适宜避免设立失业保险。保障失业者,可改由社会援助来提供最低生活保障,保证不会跌穿社会安全网。对应付诸如金融风暴的危机,这种社保安排会较为妥善。
事实上,一般西方国家的失业保险安排,都是为失业者提供失业保险金半年至一年后,届时若还未能找到工作,只能转移申请资产入息审查的社会援助救济来解决基本生活问题。因此若以基本生活保障为主,根本无须为有一定资产储蓄的失业者提供过渡性质的失业保险金。
即使以没有受金融风暴冲击的中国来说,为所有非自愿性失业者包括那些有一定资产储蓄的中产失业者提供失业保险金,将造成很多后遗症。
(1)失业保险财政易出赤字。自1986年建立失业保险以来,1992年失业保险支出,因失业人数增加,便达到前来年总和;1994年的失业保险支出,又是前7年总和的1.2倍;有些地区已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所余的基金只能维持200万人一年的基本生活,但据预测,从1995年到2024年,由于企业破产解雇,减产裁员的职工将达1800万人,年均300万人。加大10倍失业保险基金也不一定足够应付(《中国再就业工程实施指南》,1998年)。
(2)失业保险制度名下出现各种开支,包括医疗费、丧葬补助费、亲属抚恤费、生产自救费和管理费等,难以监管审计。故有提出建立由用人单位、劳动者、工会和公众团体的代表组成的社会监督机构,其实效有待证实。
(3)现时适用范围限于国有企业,若推广至各种企业制和打破城乡界限,承担的责任将超越数亿人,包括1.2亿的乡镇企业工人。是否可以承担,实成疑问。
较可行的办法是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来为失业者提供“安全网”保证基本生活需要。而有关资源则可用作再就业服务资金,提供职训津贴,以鼓励改进本身技能、转业准备、寻找职业和生产自救。这比设立失业保险金为佳。事实上,现时中国国策也是把失业保险的救济功能放在首位。因此,精简正名,倒不如选用最低生活保障和职训津贴补助来得更直接有效(详尽分析日后可见莫泰基等编,《香港劳资关系与社会保障》,2000,中国劳动出版社)。
5.制定贫穷线,作为社会援助金的安全纲水平
不设立失业保险,则必须有一个妥善社会援助制度。但很多社会援助制度都是因随政治争执而改变,未能有效地提供一适当保障水平,照顾最不能自助者的需要。较有依据的做法是选择适当的方法,制定官方贫困线,以此为社会援助制度的基本保障金,以社会安全网形式,成为社会最后防线,保障市民。这样会有效率地照顾最有需要的人士,并保证社会安定,维持良好治安法纪。
【参考文献】
1李罗力主编,1998,《第二冲击波——从东南亚金融风暴到全球经济大变局》,贵州人民出版社。
2姜建青主编,1998,《海外金融风潮评析》,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