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如何在全球市场获得收入？(个人年收入怎么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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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如何做跨境电商
按照现在跨境电商的发展趋势，作为个人卖家，会失去很多大平台入驻的机会，
大部分主流平台都仅限企业入驻。
但如果要做的话，可以选择门槛比较低的如亚马逊、wish、速卖通等
一.关于入驻
1.亚马逊平台
只需要一张支持美元的信用卡即可注册
2.wish平台
需要申请人在其他电商平台的店铺URL地址才可以
3.速卖通平台
需要的材料多，包括身份证、公司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银行开户及地址证明材料。
二.关于出单问题
1.亚马逊平台一般是7—15天出单，
2.Wish平台是15-20天出单。
3.速卖通平台竞争就比较激烈。
如果是新手卖家，出单可能遥遥无期。
三.入手跨境电商（亚马逊）
而亚马逊出单快流量大所以建议可以尝试从亚马逊开始，
（一）先用最小风险的方式去尝试开始运营一家亚马逊的店任何的生意，
比如把货卖到国外去，评估好自己的资源和货源，要有适合海外市场的产品。
（二）再者就是首先要有自己的资金投入充足，亚马逊已经是一个重资金的的行业，想要一个人坐着等着单子坐收美金是不可能的，
1）首先得投入充足资金去学习从而稳定。
2）选品的话可以选择跟卖或者自建。
3）跟卖就是选择标准化的产品，亚马逊的FBA配送减少了侵权的麻烦，
把中心放在采购成本的分析和国内物流头程计算，围绕市场价格来做产品测试。
4）自建则是选择口碑较好、受到普遍认可的品牌，但麻烦之处是标题、图片、页面、关键词等各种描述都要自己完成。
四.关于运营策略
1.价格
对于大多数的消费者来说，价格是最敏感的能够触动他们的因素，
大部分消费者都期望能够以更低的价格来购买一个产品，
所以，无论卖家是否采用第三方服务，
一定要确保自己的价格具有足够的竞争力，
尤其对于一条新的Listing，价格的绝对优势往往比其他要素都更有杀伤力，
可以让你快速的产生订单；
2. Listing页面展示
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Listing优化，
优化的目的是为了向消费者呈现出更有吸引力的产品，勾引起消费者的购买欲望，
Listing优化包括图片是否清晰且质感强，
标题是否既包含产品的关键词又包含产品的卖点和特性，五行特性和产品描述是否能够触动消费者的痛点和痒点，等等内容，
当你在做Listing优化时，
一定要告诉自己：消费者就站在我对面，我正在面对面的向他们展示和讲解，而不是自说自话
3.关于刷单刷评（合理规避）
如果卖家能够把刷单的成本让渡给消费者，
当产品的售价足够低，自然可以产生真实的订单，
所以，运营中，刷单并没有太大的必要，
而刷评又属于亚马逊重点打击的行为，为了账户的安全，刷直评的行为就尽量不要做了，
卖家可以根据订单的总数量，以合适的百分比适当的增加一些带VP的评论即可
4.站内CPC广告：
如果Listing优化到位，广告匹配的关键词就精准，
产品售价有竞争力，且产品有了一定量的Review，订单转化率就会高，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到站内广告投放中的关键词质量得分，
关键词质量得分高，广告成本自然的就会有看不见的降低，广告的良性循环也就形成了。
在亚马逊的运营中，卖家一定要围绕消费者这一重要要素来展开，谁把消费者当傻子，谁无视消费者，消费者虽然默不吭声，但一定会用脚投票，让你的运营摸不着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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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收入多少是靠什么决定的
一个人的收入到底是怎么决定的？贫穷与富有是与生俱来的吗？贫穷的人会变得富有吗？就这些备受关注的问题而言，我们没有一个整齐划一的答案。
在我们的社会中，出身贫寒，但最终变得富有的人很多。审视那些成功者的例子，我们不难发现，学识、健康的体魄、冒险精神、创新意识、勤奋自律，使得这些人在生产过程中为我们的社会创造了更多的财富，这也决定了他们能够获得更高的收入。
【人力资本的投资】
经济学家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两位经济学家舒尔茨和贝克尔是人力资本理论的开创者。他们认为，在现代社会中，一个人所拥有的技能和知识对于其收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人们可以通过在自己的身上做投资来提高自身的盈利能力。
这种投资可以是学校的正规教育，也可以是在工厂针对新员工的岗前培训，甚至人们迁移到一个高收入的地区也可以算是人力资本投资，也许这样他的技能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而人力资本投资的具体内容包括识字能力、一般的科学知识、操作技能，也包括更好的营养，还包括开拓意识、合作精神和领导能力。所有这些投资都会提升我们的生产能力，进而提高收入。对当今时代的人来说，人力资本投资的概念似乎并不新奇，甚至已经深入人心了。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开创了这个理论的经济学家的功劳。
当然，不同的时代对于不同技能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工业化时代对人们的专业技术要求比较高。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廉价的计算机和自动化装备正在逐步替代那些常规的人类劳动。这些劳动包括图书馆的管理员、办公室的文员所从事的文档管理和查询工作，甚至也包括生产线工人的工作。有时候，这些工作对于人来说并不是很容易，但对于计算机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与此同时，在生产过程中，对人的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对人们的团队协作，对人的创新行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接受高等教育是提高上述技能的途径之一，但是，这些技能往往在人生的早期阶段就会受到父母和家庭环境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赢者通吃”的游戏规则】
人力资本理论间接地回答了我们在本节开头所提出的问题：在当今的社会当中，收入的高低并非完全是“天注定”的，人们通过后天的努力能够提高自身的收入。你身边也许就有通过自身努力改变自身命运的例子。当然，收入和一个人的努力程度之间并不一定是线性的关系。体育赛事中，运动员的收入能够清晰地说明这一点。那些激动人心的赛事往往是在能力接近的高手之间进行的。否则，比赛就会因为缺少悬念而变得索然无味。但是，比赛总有胜负，冠军所得到的鲜花、掌声和收入将远远高出那个与他能力相当却败下阵来的对手。
仔细想想，这种收入决定方式是有道理的。也许那些优秀的运动员在比赛的过程中能够得到很大的满足，但我们也不能否认，胜者丰厚的回报激励着两个能力相当的运动员使尽浑身解数努力拼搏。这个过程中，收入差距的激励作用再明显不过了。生活中的很多情形，包括政治上的竞选、职场上的升迁、科研人员申请科研资助，都和竞技场上的情形类似，那个胜出的人所得到的回报要远高于没有胜出的人。有时候，我们称其为“赢者通吃”的游戏规则。
有些人也试图通过其他途径来为自己及其亲人攫取更多的收入，比如那些贪污公款的人。事实上，如果社会的民主法治不健全，权力得不到约束，很多人都会这么做。这也是在很多发展中国家，贪污呈蔓延之势的原因。一个良好的社会应该为那些希望通过自身努力为社会创造更多财富同时提高自身收入的人，提供平等的机会，包括接受教育的机会和创业的机会。但是，在现实的社会中，不仅一个人的收入会直接受到其家庭背景的影响，决定其收入的很多个人特征与其生长环境也是密不可分的。
【家庭环境的潜移默化】
比尔·盖茨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他宣称，死后将把其大部分的财富捐献给社会。可是，对于像盖茨这样富有的人，即便是1%的财富，对于其子女来说也意味着一笔不菲的收入，足以让他们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如果他们愿意，甚至可以过奢华的生活。此外，盖茨极有可能还留给其子女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通过言传身教，通过送他们去优质的学校，通过带他们在全球旅行，通过让他们认识优秀的人??
盖茨的努力不仅是为了他自身价值的实现，也是为了让其子女有一个幸福的生活。只不过，他担心的不是留给他们的财富太少，而是如何不让巨额的财富毁了他的子女。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很多富人要向盖茨学习。实际上，盖茨和沃伦·巴菲特确实在2010年造访中国，并邀请中国最富有的50个人，提议他们签下誓言，在自己死前把一半的个人财富用于慈善事业。
可见，一个人的收入不仅取决于个人努力，也取决于出身。经济学家用代际流动性来表示贫穷与富有在代际间的传递，具体的是用代际收入弹性系数来衡量。如果该系数是0，则意味着父辈的收入对下一代没有任何影响；如果是1，则意味着下一代的收入分配状况与父辈完全相同，对应着那种出身决定一切的社会。一般来说，该系数介于0和1之间，意味着那些偏离社会平均收入水平的家庭随着代际的更迭会出现向社会平均水平回归的趋势。
澳大利亚的几位经济学家估计了中国城镇地区的代际收入弹性系数。他们发现，父亲和儿子的收入弹性系数为0.74，父亲和女儿的收入弹性系数为0.84。母亲的影响要相对小一些。这些研究者由此得出结论，中国年轻一代的相对收入主要是由父母决定的。而父母的教育水平、职业、社会地位都会通过代际传递影响到子女的收入状况。
【穷人变富、富人变穷的流动性】
另外，人们也关注更短时间段内的收入流动性问题。一个富有的人或家庭可能因为生意的失败、健康状况的恶化、失去高收入的工作而变得贫穷；而那些贫穷的人和家庭可能因为生意的成功、找到一份好工作，甚至因为中了彩票而变得富有。这一点对于年轻人来说更为重要，因为随着工作经验的积累、人生阅历的增加，他们的收入会随之增长。一个人在一生的不同阶段的收入的相关性就是我们这里所谈的收入流动性问题。现有的不平等度量指标往往是利用一个时间点上不同人的收入计算的。如果我们把这种收入的流动性考虑进来，也许得到的不平等程度就完全不一样了。如果上面的穷人变富、富人变穷的情况发生，那么我们在任何一个时点上观察的收入差距都高估了实际的不平等。
当然，我们也很难说不平等程度低的社会对应的福利水平就更高，因为大多数人并不希望自己的收入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认识到一个人的收入会发生变化，对于很多公共政策的制定是非常重要的。以经济适用房政策为例，它允许那些低收入的人群以低于市场的价格来购买房产。尽管初衷是好的，这个政策在实施的过程中却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的一个问题是，如果一个家庭变得富有了，我们也很难让他们退回其所购买的经济适用房。
请问如何在市场经济中实现公平
一、问题可以把经济机制分成两部分来探讨，一是社会禀赋资源（无论人力资本还是非人力资本）并将其用于生产的过程，二是分配这些资源收益的方法。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是在收入分配动态有效率前提下，在一个总资本量和人力资本分配已知的社会，是否存在收入分配的自由度，也就是通过收入分配来实现收入平等。在这里对两种收入分配效率做出如下定义，在给定社会禀赋资源条件下，两种不同的收入分配，如果人们平均收入相等就是静态效率相等；如果收入增长率相等，就是动态效率相等。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只有一种动态有效的收入分配制度，那就是所有资产私有，市场不受限制和通过税收实现社会所能接受的最低限度的收入再分配。社会主义者或社会民主主义者认为，在动态有效率的前提下，存在两个自由度，一是怎样把资产的产权分配给社会成员，第二个是怎样通过税收重新分配收益。社会民主主义者认为只存在第二个自由度，如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企业产权极度私有化，产权是很不平等的，但是收入再分配是非常可观的。有些人觉得只要证明再分配的第二个自由度的存在就可以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经验显示，只要通过税收实现再分配，美妙的收入平等就可以实现了。但是两个自由度都需要考察，因为在某些社会资产所有权的再分配比收入的再分配更容易实施。这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举一个例子，在中国，如果税收制度不完善，也许通过税收实现再分配不是很容易的。二、协调、激励与市场社会主义很多人认为，20世纪欧洲计划经济失败证明了资产所有权不能社会化。但从计划经济失败的事实，我们只能推论出以下三种制度结合是不可行的：（1）国家拥有资产；（2）非市场形式分配资源和商品；（3）政治专政。假如做一个思想实验，设想一个拥有多个企业的社会，所有社会成员平等持有这些企业的股份，它的市场是有竞争性的，另外有归因于民主制度的政治问责机制。这样一个社会制度如果要长期稳定，就必须保持股份所有权的大致平等。这种系统是可以设计出来的，并且是有效率的。我把它称为市场社会主义，以区别于社会民主主义，两者的区别在于后者不对资产所有权做特别的限制。为什么这种制度在经济上是可行的和有效的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先思考市场制度的基本功能。市场有两个基本功能，一是协调经济活动，二是为人们提供训练自己和创新的动力。在这里不精确阐述这两个功能之间的区别，但是这两种功能的确是存在区别的。那么这两种功能哪一种更重要呢？在谈论苏联的历史时，我们经常讲起巨大的协调失灵，工厂经理们必须想方设法找到原料，企业之间安排各种复杂的以物易物的交易，买消费品需要排长队等等。关于激励机制失灵也有不少故事。近年有人对在苏联激励失灵说法表示怀疑，计划经济下的工人是把废物做成有用商品的高手。但是不管当时激励是否失灵，一个简单事实是，国民教育水平并没有因为缺乏市场机制而降低。古巴也是这样，其文盲率是全拉丁美洲最低的。总体来说，受教育的低回报没有使年轻人放弃学业。甚至哈耶克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关于市场社会主义和中央计划深有见解的讨论，也基本上没有涉及激励问题。哈耶克假设苏联企业管理者是忠诚能干的，问题是这些人没有真实的价格指导，无法知道生产成本，因此也无法降低生产成本，这是一个协调的问题。哈耶克也谈到了市场提供了创业的机会，因而利用了人们希望致富的动力。但是即使在谈论这一点时，我们也要把市场的协调功能，即市场把分散的信息集中在一起的特点，和市场的激励功能，即市场动员人们为致富而创新的特点区分开来。二战后西方反苏联宣传都没有宣称计划经济不能调动个人的积极性，而着重攻击其缺乏民主和自由。在苏联，就经济学家Yevsei Liberman关于引进价格机制观点的争论，都没有讨论激励问题，而只谈及合理计算成本问题。János Kornai讲预算软约束才是一个真正的激励问题。委托—代理问题直到1970年代以后才进入经济学词汇，此后计划经济在西方才被视为同时受协调失灵和激励失灵之祸而有缺陷。在1960年，英国保守党首相Harold Macmillan声称，苏联不会害怕西方，他们有同西方同样强大的核武器，有内部交通网络，有繁荣的经济，而且在创造物质财富的竞争上很快就可以超过资本主义国家。当时有很多资深观察家都持有这种观点。所以用在价格缺失的情况下协调一个日益复杂的经济体制导致的越来越多的问题来解释后来苏联经济衰退比用激励失灵更合理。1970年代以后，这种看法在西方很快就变了，计划经济激励机制失败被当作罪魁祸首。但是我们还没有一部好的苏联经济史，把计划经济体制失败中协调失灵和激励失灵的相对重要性做出评价。如果市场机制主要的功能在于协调而不在于激励，那么就有可能在保持市场机制的同时，重新分配企业股份而不对经济产量有任何伤害。哈耶克认为，资本主义的活力是它鼓励企业家思想，可以说资本主义制度的英雄是企业家。但后来在很大程度上，创业家的企业已被领取薪水的管理人员管理的大型公司所取代，创新也主要由学校和公司里领取薪水的研究人员来完成。70年代西方经济问题要点是有效的监督管理人员，资本主义的英雄也相应变成了监督管理人员的大股东，激励也变成了对管理者进行监督的激励，以及能够购买比较差的公司控制性股权，解雇公司管理人员，对公司重组的公司突袭者，而并非企业家。对市场研究的注意力也从其发掘创业家的角色，转向它通过公司控制市场，监督管理人员的角色。近年来的诸多丑闻，比如安然事件说明市场监督公司及其管理人员的效果远不是完美的，除了英国和美国，其他发达国家的企业，不是由大的私人股东监督，而是由各种机构控制。在这些国家，公司收入的主要获得者，并不直接参与监督，至少在德国和日本，所有权和控制权是分开的。如果这种机制不影响效率，进一步把对管理人员进行监督的机制和企业收入分配分开，只不过是程度不同而已。那么我所称的市场社会主义，既不牺牲有效的管理监督，又把资产收益较平均地分配的体制就成为一种可能。三、收入再分配、收入平等与教育假定在一个国家，企业的利润相对均等地分配给公民们，并且建立机制以防止演变出非常不平等的股权控制。怎样设计这样的机制是一个大课题，我不确定它是否一定能够实现，但是这种机制的存在完全是可能的。经济学这个行业肯定没有对这个问题像研究拍卖那样绞尽脑汁。但不管怎样，这种机制所造成的收入分配实际上不像社会主义者和平等主义者所称道的那样。大规模的收入再分配，在经济上是可行的，这里有欧洲的例子，特别是欧洲北部，而以北欧五国为最。某些保守派声称福利国家正在灭绝，但事实不是这样。这些国家的福利制度，由于人口和移民的变化而无关宏旨地改变，而不是在消失。经济学家Peter Linder最近甚至主张，由于采用了聪明的税收制度，通过税收进行收入再分配对北欧国家的经济效率的损害基本不存在。而且基本上没有证据说明较大的福利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比其他国家低。许多欧洲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比美国的低，但原因是欧洲人比美国人有更多的休闲时间，工作更少，而他们的生产率并不低。我猜想，北欧国家收入再分配制度成功的秘密是他们的社会成员具有同种性。这个看法并不新颖，但是我的论点与同种性带来团结那种惯常的说法不同。我认为在福利经济历史的早期阶段，重要的是成员的风险同一性，而这是由教育同一性造成的。这里的风险同一性，不意味着每个人的风险是相互关联的，而是每个人发生恶劣情况比如残废和疾病的机率都差不多。因为风险是同一的，劳动者彼此保险是理性的，相反如果在保险费相同的情况下，一个高风险的群体和一个低风险的群体彼此互保是不理性的。所以劳动者同种性导致了北欧出现了最早的社会保险体制。而且我猜想，这种制度建立之后，人们开始喜欢这个制度，疾病保险和养老福利带来了一种愉快的社会。这种状态，也开始为人们所珍视，于是那里的公民进一步推广福利社会的范畴。当今的北欧国家的福利水平超出了从个人利益出发做理性的保险所需要的水平。原因是早期的保险制度使人们养成了对平等的喜爱。不能忽视的是，北欧国家有另外一个因素，即团结工资政策。50年代这些国家的工会和雇主们同谋使同一行业的所有企业实行同样的工资。这种做法不是由于什么道德观念，而是为了淘汰缺乏竞争力的企业，而且当时被人认为是保持国际竞争力的必需。后来团结工资延伸到企业之内，导致北欧国家不仅有财政分配后的收入平等，而且有财政分配前的收入平等。北欧国家给我们提供了一种颇有价值的例子，虽然这种例子不是能够广泛复制的。社会保险带来人们对平等的喜爱，而社会成员的同一性是实施社会保险的前提。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除了社会成员的同一性，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即对出口市场的依赖使工资平等成为理性的选择。所以北欧模式不一定可以模仿。但是它的价值在于反驳政治右派的中心论点，即大规模的收入分配会摧毁人们的动力因而降低经济发展速度。在这里，我们不谈论选择与资本主义不同的体制（比如上述重新分配资本所有权的市场社会主义）的政治可能性，我们关注的只是这种体制的经济可行性。这种体制即使经济上可行，由于劳动收入的极大差异，也不能带来平等主义者所期望的收入分配。消除绝对的贫困当然是很有意义的，但由于人力资本和劳动收入的不平等，家庭收入还会是极不平等的。利润、利息和租金收入，只占一般发达市场经济产出的25%，剩下的都是劳动收入。最近两个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最近一个世纪，美国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收入最高的0.1%的人都是以劳动而不是资本获取所得。今天美国的富豪多数都是电影明星、超级球星或者公司总裁，不像一个世纪以前是资本家或者收利息的债主。如果这些高收入者的收入是在竞争机制下取得的，而且这是很有可能的，那么正统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就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意义。很明显，即使没有上述的高收入人物，平等分配企业股权，也不能导致很多人所想要的收入分配平等。事实上，劳动的异质性至关重要，尽管马克思的著作，尤其是他最重要的作品资本论第一卷，没有提及这一点。我曾经计算过，如果美国的资本全是公共所有，而产品按照劳动价值分配，美国的基尼系数会是0.28。这种平等程度，不需要改变现有的资本所有权分配，只需要把税率提高5%就可以实现。这个结果戏剧性地显示出，起码在美国，现在的不平等，原因在于能力不平等，而不在于资本所有权不平等。虽然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公共收入占国家总收入的50%，但是社会成员的同种性不是通过税收进行收入深度再分配的必要条件。实际上即使在美国公共收入也占国家中收入的30%。然而在人口异质性的国家，教育作为另外一种纠正不平等的方法必须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对于教育，我们必须提出两个问题，第一，教育投资能在多大程度上使人力资本也就是获取薪酬的能力平等化。第二，我们能否期待民主制度在异质性国家带来必要的教育财政支持。这两个问题分别涉及通过教育改革达到平等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可行性。首先，我们要把经济可行性这个问题讲清楚。在市场经济下，人们本领的不同，总会带来获取收益能力的不同。以为通过教育可以完全消灭这方面的不同是乌托邦的想法。更为合理的问题是能否在平均水平上消除父母收入和孩子收入之间的关联。机会平等的一个确定的表现是一个劳动者群体的收入分布与他们母亲的教育无关。有一项研究，将美国男性劳动者分成三类，母亲没有受过高中教育的，母亲只受过高中教育的，母亲至少受过一些高等教育的。90年代初，这三类人的收入随母亲受教育程度增加而增加，很明显孩子的前途和母亲受教育程度有很大关系。虽然这项研究不足以让我们了解这三类人收入不同的具体原因，但是可以想象，不仅仅是基因，社会因素，比如家庭的文化环境和家庭给孩子提供的机会，对孩子将来的收入有很大的影响。作为对比，对丹麦做同样的研究，这三类人的收入随母亲受教育程度增加而增加。但是收入差距比美国的要小。上面美国与丹麦的差别，不完全是教育财政政策的缘故，文化同质和团结工资政策也是重要的因素。但是教育财政政策肯定有一定的影响。在丹麦，国家对所有孩子的投资都是等同的，而且没有私立学校。在美国，由于学校财政依赖于地方政府地产税的征收，教育投资在不同地方有很大的差别，富人的孩子比穷人的孩子得到更多的投资，更不用说私立学校了。考虑下面的问题，假设我们可以对美国教育预算重新分配，对社会背景不同的孩子做不同数额的投资，什么样的预算分配可以将上述不同背景的人们的收入的不同极小化？要做这样的计算，必须估算不同社会背景的人们的工资和教育支出间的弹性系数。在美国，不同市区可以观察到的学校支出差别很大，这种计算是可以做的，美国劳动经济学家Julian Betts和我用局部均衡模型算过。按照母亲教育程度将美国孩子分为四类，母亲教育程度<8年,8年<母亲教育程度<12年，母亲教育程度=12年，母亲教育程度>12年。计算结果表明，要达到这种平等，对母亲教育程度最低儿童的投资大约应该是母亲教育程度最高的儿童的5倍。根据我们的计量经济模型，我们认为，即使在教育技术给定条件下，教育支出彻底地再分配也可以很大程度上缩小不同社会经济阶层的儿童未来可预期收入的差别。教育技术给定，指有关弹性系数都是从现有数据计算出来的，因而反映了当前的教育技术。四、教育财政政策的政治可行性探寻通过教育财政政策消除因为不同社会经济背景造成的儿童将来获取薪酬能力的不同，是否政治上可行，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我们想研究的问题是，在一个民主制度下，不同的政党代表不同的阶层的人，通过民主的政治竞争，是否能够创造出一个教育财政政策，能够达到不同的阶层的人获取薪酬能力的平等。我最近的研究提出了一个模型，在这个模型中，社会由家庭组成，每个家庭有一父一母，一父或一母，和一个孩子组成，家长按照获取薪酬能力来分类。教育生产函数，也就是孩子未来薪酬函数是家长薪资和学校教育对孩子投资的函数。也就是说，孩子将来的收入由家庭环境和学校教育决定。假设所有的孩子的天赋和能力没有差别，因为我想着重考察社会对孩子将来收入的影响，而不是基因对孩子将来收入的影响。在模型中，家长们组成政党，就收入再分配和教育预算进行政治竞争。竞争的结果会产生不同的均衡政策，这种政策需要制定税收制度，进行收入再分配，收缴教育预算金额，然后把预算分配到学校，预算分配严格按照学生经济地位的不同也就是家长薪酬的不同来进行。我们把模型简化，假定一代人只有一次选举，获胜的政党实施教育财政政策，通过教育技术决定下一代的薪酬分配。下一代人进行同样的政治竞争，决定第三代人的薪酬分配。这种进程永远持续下去。下一个问题是，薪酬的分布会发生什么变化？如果方差趋向于零，那么从长远来看，下面意义上的平等就会实现了，人们的薪酬与年代久远的祖先的薪酬无关。但是模型的结果显示，此分布的方差会不会趋向于零。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民主从来不能保证能够消除家庭背景对孩子薪酬的影响，最多只能在特定的情况下有消灭这种影响的可能性。上面的结果说明从平等主义的角度看，民主的价值是有限的。但是家庭只追求自己利益的前提是有争议的，因为在很多国家，不同家族间的相互团结是很一个真实而重要的现象，在这些国家，上述的悲观分析的前提是不正确的。当然，不同家族的相互团结在一个种族、民族、宗教不同的人口中发展出来的可能性比较小。也就是这个原因，只有在种族同一性比较高的北欧国家才出现了上述的团结工资政策。五、总结市场社会主义也许是可行的，但是只要教育政策没有改变，这个制度不会带来剧烈的收入再分配，原因是现代市场经济中收入的不平等更重要的是工资收入的不平等，而不是资本收入的不平等。对于民主制度通过教育财政政策的实施消除不同家庭拥有不同人力资本可能性，如果各个家庭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即使在一个良好政体下，也就是一个不为腐败所扰，衷心代表选民利益的各政党进行有效竞争的民主制度下，机会不平等的消除也是得不到保障的。并且，起码在美国，要把处于最不利地位的儿童获取薪酬的能力提高到地位较高的儿童的水平要做出较大数额的投资。综上所述，在市场经济里实现平等的前景是不乐观的。解决这个问题最有效的方式是实行社会团结，就是要说服处于有利地位的社会成员为处于不利地位的同胞做出一定的牺牲。美国著名学者John Rawls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为这一道德信条提供了精深的哲学依据，使以下说法成为值得尊敬的说法：出生于好的家庭或者拥有聪明的大脑不过是一件侥幸的事情，不应使获得高收入成为天经地义的事情。而在过去35年里，美国右派意识形态甚嚣尘上最有危害的后果是对博爱这个道德信条的否认。美国右派意识形态使只考虑自己和自己的家庭变成是体面和正常的事情。经常有人提出左派也就是平等主义者需要对现实世界提出新的政策，新的想法。创新当然是对的，但是缺乏新想法不是左派的问题，团结这个旧想法依然很好，社会保险这个旧政策也依然很好。鼓吹新想法的重要性的人往往是这个意思：我们需要有新的手段来说服那些已经被右派教导认为自私是好事的选民选择进步政策。如果我们采取这样的战略，的确需要一些新的手段，但这个战略本身是错误的。左派应该开展的是意识形态教育运动，教给民众什么是公平，教给民众博爱是公平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多数人都支持机会平等观念的社会里，这样做是有基础的。美国右派智囊团，雇佣一些学者来鼓吹他们的思想。这些组织包括胡佛研究院等等，每年总共有5亿美元的支出。他们已经用了35年的时间向民众灌输他们的观点，比如反社会团结的观点，贪婪是正确的，激励只能利用人们贪婪的动机，或者社会保险会降低整个经济的总产值和社会财富。在布什领导下的美国共和党，对这种社会再分配和社会团结的意识进行了打击，他们使大家认为人们贪婪，只考虑自己的家庭是体面的事情，结果造成了美国一百年来最不平等的收入分配。美国最富的1%的家庭拥有40%社会财富，最富的0.1%的家庭拥有30%的社会财富。我认为中国有可能避免这种很不平等的收入分配的发生，但是这不会自动发生，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提问：问：如果把您所说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模式推广，会面临更大的人与人之间异质性，我想，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将保险金和人们的风险特征联系起来，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即使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人与人之间也是有异质性的。我们已经看到，在人寿保险中，人的保险金和他的风险是联系起来的。在银行的管理方面，资本充足和它的风险是联系起来的。这在金融市场是很自然的，我想问罗默教授，在社会保险方面，对这种建议有什么看法？罗默教授：各个国家社会保险机制是不同的，尤其是您所说的保险是否反映人们风险特征。我认为多数的社会保险不反映人们的风险特征。有一些例外，比如说退休金，保险费和一个人的收入是有关的，但是其它保险比如医疗保险，收入越高的人，医疗保险费越高，可能他们使用医疗保险业越多，但是他们得病的概率比较小。总体来讲，多数的社会保险是有重新分配性质的，而不是一种从个人利益出发的理性的个人选择，所以一种团结的社会精神是必不可少的。问：您的报告是这样的一种思路，人力资本决定收入，如果要实现公平必须从教育公平入手。但是这有一个前提：人力资本是非常稀缺的。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相对不稀缺。在一个人力资本相对不那么稀缺的国家中，怎么实现公平呢？罗默教授：首先，我不确定在中国人力资本是否是不稀缺的，我从报纸上看到中国缺少很多有技术的工人。在中国现在经济迅速发展的情况下，高素质的人会越来越稀缺。总体上，在中国的工资是要上涨的，但是起码根据美国的经验，很多来自穷人家庭的孩子将来的工资很难有很大提高。家庭对孩子的收入有很大的影响，问题是怎样防止这种情况在中国的出现。由于家庭背景不同带来收入不同，这是发达国家的问题，不一定是中国的问题。据我观察，在中国，最大的不平等是城市和农村的差距，中国需要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找出它自己的解决方式。问：您刚才提到，在过去的35年，西方国家教育人们要贪婪，要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在全球化的今天，这种观点在全世界被广泛接受。在中国，我们被教育，我们也教育人们要自私，要最大化自己的效用，最大化自己的利益。怎么才能改变这种趋势，使人们牺牲一点自己的利益，对此您有什么建议？罗默教授：我的顾虑是右派观点现在美国占上风，这也对世界其他国家带来了不好的影响。也许中国一些人因为受美国右派影响才变得意识形态比较偏右。我并没有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是我觉得自己的任务是对右派的这种人本性贪婪，只顾自己的说法做出挑战。我认为社会上很多人追求的是一个被人尊敬的社会成员，他们愿意为社会创造价值。我们通过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的经验可以看到，收入重新分配会伤害经济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社会的风气和社会制度是相关的，通过有效的社会制度，可以改变人们的消费行为。在北欧，人们消费更多的休闲，工作更少，这种选择是无可非议的，他们工作的效率同样很高，他们的经济在全球也是有竞争力的。我想要说的，一个国家的成功，并不需要很大的不平等，而且税收很低。经济学不会教给我们这个结论，坏的经济学才教给我们这个结论。问：您认为激励和人们的贪婪联系在一起，通过市场机制不能达到公平。通过教育人们，我们可以将激励和社会团结联系起来，然后我们可以达到社会公平，而不需要太多的市场力量。这是您的意思吗？罗默教授：不是。我想说的是即使在一个完美的民主政体，有完善的市场机制条件下，只要家庭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即使很好的民主制度也不能带来平等主义者想要的平等。如果家庭只关心他们自己的利益，在民主政体下不会产生达到平等所必需的教育财政政策。只有在人们不仅仅考虑他们自己的利益才有可能实现，但是我认为人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为什么要做这方面的研究？在20世纪早期，一些知识分子，将社会主义看作是实现平等的希望，后来，社会主义被证明是失败了，20世纪后期，一些知识分子将民主制度看成是实现平等希望，就像当初看待社会主义那样，我认为对这种看法不是理性的，对它持怀疑态度。要达到这种平等，在民主政体下，人们必须有社会团结的精神。问：我看到有资料表示您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因为信仰影响过自己的事业。刚才林老师称您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现在中国还宣称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从19世纪经历了从兴起到走下坡路的过程。这么多年以后，您对于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本人是怎么看待的？罗默教授：我不知道中国是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我自己的判断，中国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快速向资本主义发展，而且是向不好的资本主义发展。当然，中国几十年来的经济发展是不可否认的，它的成就使很多人脱离贫困，这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我认为，对中国经济发展推动最大的，改革最重要的一部分是市场机制。资本主义最好的地方是它利用市场机制，而不是它的私有产权。市场机制在中国几十年来的发展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我过去称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现在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平等主义者。我从来都认为马克思思想上有一些重要错误，尤其是他对市场的很低评价。我认为市场是一个复杂社会中必要的一部分，而且现代经济的发展使马克思过去的错误越来越突出。就是因为我和马克思在这方面的不同，在讲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我越来越感到自己言不达意，所以我不再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现在的社会现实和19世纪的有很大不同，考虑现在的社会问题，马克思不会有什么高见。在70年代末，我和西方一些学者，用现代的研究方法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有什么假设，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哪些假设，哪些结论是对的，哪些假设，哪些结论是错的。我们这个群体的很多成员，80年代在西方都是很有影响力的，但是到了80年代中期，我们中的所有人，都逐渐对马克思主义失去了兴趣。首先，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已经作了足够的探讨，其次，马克思主义离现实社会也越来越远。（李中海、卢锋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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